被修復的父子關係　．林沛理 二十二卷二十二期 (2008-06-08)

港人對災民傾力相助，不僅是愛國和人道的表現，也是一種心理補償，有療傷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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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不久之前我還在這裏提出，要西方對在國際社會迅速冒起的中國改觀，需要的是一個認知範式（cognitive paradigm）的戲劇性轉移，沒想到這個範式轉移會隨著一場八級大地震，以如此驚天動地的方式出現。迷信的人也許會稱之為「老天爺的插手」（divine intervention），一如盲目恐共、反共的人說五月十二日發生的四川大地震是「天譴」一樣。 在西方傳媒的眼中，四川大地震將中國由一個具侵略性和威嚇性的挑釁者(aggressor)，先變為一個無助的受害者(victim)，再改造為一個重視生命和個人價值的人道主義者(humanist)。舉個例，上一期的《時代》（Time）週刊亞洲及南太平洋版以「中國站起來」(China Stands Up)做封面故事，說中國人「從勇敢面對悲劇中找到了自己更美好的一面」(confronts a tragedy and finds its better self)。《時代》指中國領導以至人民地震後的表現，令國際社會刮目相看。中國採取武力鎮壓西藏，令中國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可是，地震後，中國政府不僅迅速作出回應，領導人第一時間趕到災區，派出大批解放軍和武警前往救災；並且容許各國記者實地採訪，又接受日本、台灣、新加坡等地派救援隊協助，改變了國際間一直以為中國封閉、不重視人民生命的惡劣印象。 《時代》的報道也指出，地震後中國人互相扶持、守望相助，是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對中國民主的未來至為重要。這些觀察自有其道理，但《時代》沒有提到的，是四川大地震怎樣陰錯陽差地修補了中國政府與香港人嫌隙甚深的「父子關係」。這點必須再次從「六四」說起。 「六四」至今接近二十年，香港的創傷壓力心理障礙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仍然未癒。在香港人的深層心理當中，「六四」不是純然可以訴諸理性討論和分析的政治事件，而是一齣在「殘酷劇場」（theater of cruelty）上演的家庭悲劇，它的主題是父權的濫用與父親的罪孽（the sins of the father）。如果說香港人與中國的關係，本來是一種父子關係，而香港人就是那個從小離開了父親的孩子；那麼「六四」對香港人來說，正是場不折不扣的「家變」﹕窮兇極惡的父親拿著菜刀，去斬殺那些從小就跟父親一起生活的香港人的兄弟姊妹。有生以來第一次，年輕一代的香港人透過電視，親眼看見中共政權（父權體制）可以施加於中國普通老百姓（家人）身上最徹底的迫害。他們安全而理想的「假設性世界」（assumptive world）在那一刻徹底粉碎了。 作為嚴重的創傷後遺症的患者，香港人常常被倖存者的罪惡感（survivor's guilt）所折磨。本來一個健全的社會自然有一套「節哀機制」（grief system），透過傳統、儀式和種種文化以及社會資源和人際關係，幫助倖存者撫平創傷和告別死者，繼續上路。問題是「六四」這一事件，中國政府一日不肯平反，自視為「六四」倖存者的香港人便一日無法取得心理學家所說的「感覺閉合」（closure），真正告別「六四」。 然而一場大地震終於使香港人有機會從停不了的哀悼 （in interminable mourning）中抽身出來。哀悼，因為無助；無助，因為無能為力。面對四川大地震，香港人不再沉溺於哀悼而積極賑災，因為這次他們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而中國政府也沒有指鹿為馬地一味否認事實。在這個意義上，四川大地震是「六四」的對立面和反題(anti-thesis)；而香港人對受災同胞的傾力相助、對他們感受的切膚之痛，除了是一種愛國行為和人道主義的表現之外，也是一種心理補償作用——對他們自己也有治療功效（therapeutic）。 四川大地震提供了一條渠道，使香港人壓抑已久的愛國情緒得到宣洩；因為這次他們面對的再不是一場考驗他們忠誠的家庭悲劇，而更接近一齣「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通俗劇，大陸政府在當中扮演的是一個慈父的角色。賑災主題曲《承諾》中，「我要你重獲，原來的生活，認定了這一輩子的承諾」這幾句我們從沒有機會對天安門學生說的話，終於可以說出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