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奧美學的弔詭 ．林沛理 |
| 京奧開幕式和閉幕式儘管強調天人合一，但難掩追求國家主義美學極致的用心。 |
| 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作為一個向國際社會展示成就、風采和實力的盛會(coming—out party)，京奧的成功，就像中國運動員取得金牌的數目之多一樣，不僅超出了中國自己的預期，也超出了西方的想像。西方傳媒對京奧開幕式的所謂「假腳印」和「假唱」事件窮追猛打，報道和批評表面上體現新聞工作者的求真精神；但細心咀嚼這個義正詞嚴的果實，會嚐到酸溜溜和苦澀的味道。那是輸不起的失敗者(bad loser)的特殊「體味」，一如在魚市場工作的人雙手難免有腥味。 奧運既被譽為地球上最精采的表演(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它的娛樂功能、觀賞價值，以及是否適合／方便電視的轉播(TV—friendliness)，從來都是國際奧委會和主辦城市的重要考慮。奧運開幕式本來就是一場極視聽之娛、讓全球觀眾透過電視轉播看得目瞪口呆、心花怒放的大型娛樂表演(extravaganza)。對這樣的表演而言，「造假」不是無傷大雅，而是順理成章，甚至天經地義。如果美國媒體覺得受到冒犯，那是因為開幕式提醒了它，在今日人才、科技和資金以高速向全世界流動的全球化年代，好萊塢再沒有以假亂真的壟斷權和專利權。它受到傷害，是因為目睹美國人在他們最擅長的遊戲中被擊敗(beaten at its own game)。 這樣說好像是要為張藝謀及最近燃燒到沸點的中國民族主義做啦啦隊長，其實不然。美國傳媒對京奧開幕式的批評儘管多是不懷好意和無中生有，但偶爾也會一矢中的。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一期美國《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有一篇影評人雷里(Anthony Lane)寫的題為《The Only Games In Town》的文章，講述他在北京看首週奧運的感受。他說京奧開幕式的參考對象是被稱為「奇觀之母」的德國導演雷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奉希特勒之命，為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所拍的《奧林匹亞》(Olympia)。他認為，京奧與柏林奧運一樣，為一個遭西方列強排擠的崛起中大國提供一個耀武揚威的舞台；而不約而同地，希特勒與北京的領導人都將這個至為重要的任務，付託於其國內最善於鋪排大場面、大氣勢和大群體的電影導演。這個說法對中國不盡公平—京奧開幕式與閉幕式極力強調的天人合一、世界大同和種族和諧，跟《奧林匹亞》宣揚的「戰鬥、勝利」的群眾狂熱和軍國主義精神相距甚遠。但無可否認，京奧開幕式與閉幕式製造出一種紀律的美、秩序的莊嚴和權力的崇高，那份要將國家主義和群體主義的意象放大到美學極致的用心，以及對控制、服從和克己的著迷，的確很有法西斯美學的特點。 誠然，看京奧開幕式與閉幕式，歎為觀止的同時，你不得不問自己：哪一類社會最善於製造這種「人肉奇觀」？答案是在政治體制上權力高度集中，在社會價值上重視官僚權威、紀律與服從，將集團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威權主義國家。無怪乎最擅長這類大型團體操(mass games)表演的國家是北韓，而京奧開幕式與閉幕式的文藝表演，又不時令人想到萬眾一心、化個人的自由意志為集體意志的閱兵式。在這個意義上，京奧開幕式與閉幕式其實沒有令全世界的電視觀眾對中國改觀，而只是以一種驚人地壯觀的方式，讓他們見識了中國動員與操控群眾的能耐。若單論觀賞性，在閉幕式上演的《倫敦八分鐘》當然膛乎其後，但它那份不刻意逢迎、不急於取悅的文化自信，那種對單一性(individuality)與多樣性 (diversity)的尊重，卻直教中國人看得百感交集。 京奧是一篇關於集體凌駕個人、人民服從國家的宏大敘述。作為中國運動團隊中最突出，甚至唯一的一個個人主義者，劉翔在最後的一刻退出，又陰錯陽差地吻合了劇情的發展。劉翔只是中國參加奧運的芸芸運動員之中的一個，他的表現再出色，也只會為中國多獲得一面金牌，或者多打破一項世界紀錄。可是他的光芒掩蓋了整支中國隊，使京奧有時幾乎變成了「關於一個人的奧運」。於是劉翔成為一個使事情不能順利進行、破壞良好現狀的搗亂者。這樣的脫韁野馬即使不被懲罰和囚禁，也必須被馴服和箝制。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獲悉劉翔退出後，立即致電國家體育總局表示對他的「親切慰問和熱情鼓勵」，又豈是無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