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的後退與前進 ．林沛理 |
| 民主是分配和轉移權力的政治制度，遵循「退一步，進兩步」的發展模式。 |
| 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如果民主真的一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所言，乃一「確保人民得到其應得管治的機制」（Democracy is a device that ensures we shall be governed no better than we deserve），那麼馬英九當選成為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以及奧巴馬成為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候選人，為美國總統大選創造了歷史，應該被視為兩地百姓的重大勝利。 民主作為一種分配和轉移權力的政治制度，有一種內在、結構性缺陷：它給予人民投票和選舉的權利，但人民是可以被愚弄和操控的，他們在行使其政治權利時有時會違背自己的根本利益，作出某種可能是懲罰自己的（self-punishing）的決定，例如把自己的年輕人送上戰場等等。納粹德國高官戈林（Herman Goering）在紐倫堡接受審訊時表示，想開戰的永遠是領袖而非人民，但人民總會乖乖地順從領袖的意願。方法很簡單，只需要告訴人民國家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並將反戰者抹黑為喪權辱國的賣國賊。美國有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但英國歷史學家泰萊（A.J.P. Taylor）便說過，看著美國人怎樣將他們的根本利益混淆，常常令他眼界大開。在這方面，四年前布殊連任總統就是一個好例子。 布殊領導下的美國，赤字和失業率屢創新高，社會和醫療保障制度岌岌可危。他對於環境的肆意破壞，是自環保運動興起以來前所未見的。他給與富人的稅務優惠等同劫貧濟富。在外交政策上，明明薩達姆與九一一毫不相干，伊拉克也沒有大殺傷力武器，他硬要美國人相信侵略伊拉克是美國甚至全球安全的關鍵。他義無反顧地推行美國單邊主義（American Unilateralism）和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preemptive war），使美國在國際社會受到空前的孤立，由一個軍事上的巨人變成道德上的侏儒。 如果選民是成熟和理智的話，這樣慘不忍睹的差劣政績，本來應該可以大大削弱布殊連任的機會。可是結果布殊在大選中取得過半數五千八百萬張普選票，一洗之前一屆普選票較對手戈爾少五十萬張、靠最高法院的「皇恩浩蕩」上台而當弱勢總統的前恥。難怪他在其勝利演說中，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美國人表達了他們的心意」（America has spoken）。 在地球的另一邊，任期內極力煽動中國大陸與台灣，以及外省人與本土人的對立；並且不斷傳出濫權貪污醜聞的台灣總統陳水扁，零四年憑疑點重重的槍擊案以多出百分之零點二的微弱選票優勢險勝連任。這個令民主蒙羞的選舉結果，反映了台灣的選舉制度如初生嬰兒般幼嫩，而台灣的選民則如扯線木偶般容易被人操縱。 然而民主終究不是一盤棋局，選民的一子錯不足以導致滿盤皆落索。民主跟上帝一樣，給與人類行使他們自由意志的權利；而只要讓我們選擇，我們就有機會選擇錯誤。這是之所以因選民錯誤選擇而掌權的壞領袖是民主政治一部分的原因，一如犯罪是人類行為的一部分。關鍵是選民能否從他們的錯誤中汲取正確的教訓，在下一次選舉中以投票的方式向壞領袖或其代表的政黨說：「滾蛋，你違反了與我們簽訂的社會契約！」從這個角度看，民主制度的最大優越性（superiority），在於它有一個內置的自動調節機制（built-in self-correcting mechanism），讓選民在反複試驗和不斷摸索（trial and error）中糾正自己的錯誤。正因為這個原因，民主的質素跟選民的質素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優質民主只會產生於一個選民能夠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的學習型社會（learning society）。相反若壞領袖不斷在一個國家的民主選舉中脫穎而出，那麼這個國家的選民一定有某種難以克服的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y）。 馬英九當選總統，奧巴馬在民主黨的提名戰中勝出，證明了台灣和美國兩地的選民有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沒有陳水扁八年的「爛管治」，就沒有馬英九帶來的新氣象；沒有布殊的偷天換日和倒行逆施，就沒有奧巴馬的求變求新。民主的進程，往往就是這樣一個「退一步，進兩步」的發展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