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斷翅的歷史英雄主義 ．林沛理 |
| 《赤壁》寫歷史而不寫人性，就像只有一隻翅膀，又如何飛得起來？ |
| 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池塘結冰了，野鴨子往哪裏去？一向陽盛陰衰、只有力而沒有美、只能予人以興奮、不能予人以啟示的香港電影，九七之後它的英雄都往哪裏去了？其中一個關鍵的答案：歷史。務實、理智而市場觸覺敏銳的香港電影人，回歸後紛紛從中國的歷史中擷取靈感，刻意在作品中加入恢宏敘事（grand narrative）的元素，藉以確認和彰顯香港已回歸中國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在這方面，張之亮的《墨攻》和李仁港的《三國之見龍卸甲》皆是顯例。陳可辛的《投名狀》在今年四月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上連奪包括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等八個獎項，更確立了一種「歷史化的英雄主義」(historicized heroism)已成香港電影新主體性的重要元素。 在這樣的環境下，吳宇森的《赤壁》自然令人屏息以待。吳宇森的好萊塢之旅也許只是一場「錯誤的冒險」(misadventure)，但他作為香港電影英雄主義桂冠詩人(poet laureate)的地位仍然無可取代。他以《英雄本色》（八七年）、《喋血雙雄》（八九年）和《辣手神探》（九二年）三片，將警匪片的寫實、武俠片的浪漫與歌舞片的節奏結合起來，開創了一種風靡一時的電影類型——英雄片。從這角度看，吳宇森是將傳統與現代承先啟後，將東方與西方融會貫通的集大成者。 這再加上《赤壁》的製作條件和規模（耗資八千萬美金、集大陸、香港、台灣、日本的幕前幕後人才，並且得到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塑造了各界對它的合理期望——希冀它會是香港回歸十一年後出現的第一部恢宏敘事的電影傑作、一部忠於今日香港人處境和時代精神的《英雄本色》。 這個期望最終落空，因為吳宇森畢竟只是吳宇森，而不是他最崇拜的黑澤明或者森·畢京柏(Sam Peckinpah)。吳宇森深受黑澤明、森·畢京柏以至馬田·史高西斯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他從這些暴力大師中找到的，只是支撐他的美學和視覺風格的一些母題、素材和故事骨架。黑澤明將戰爭比喻為人的原罪，森·畢京柏以暴力反暴力，馬田·史高西斯寫暴力在現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吳宇森的電影中通通化作燦爛的煙花和精采的舞蹈。除了他最好的作品《英雄本色》之外，他的電影的審美情趣屬於視覺上和感官上，多於戲劇性和主題性。一言以蔽之，吳宇森的電影好看而不耐看，因為它們缺乏發掘人性的深度和細緻的戲劇趣味。 他以前的電影，故事大都發生於子虛烏有的幻想空間，所以它們的戲劇性缺陷還不算致命，但當他在《赤壁》企圖把主角提升到歷史人物和民族英雄的高度，問題馬上就浮現出來。歷史是以政治上的勾心鬥角構成的，但《赤壁》裏面的主要人物，除了張豐毅飾演的曹操稍為有點人味之外，每一個都似乎籠在淡淡的理想主義的光輝裏。他們面對死亡而毫無懼色，只是站起身來，迎面走過去。這使得《赤壁》只有歷史的場景、背景和氣氛而沒有歷史的真實與質地。誠然，寫歷史而不寫人性，就像只有一隻翅膀，又如何飛得起來？ 吳宇森無意探究歷史的真相與本質，因為歷史對他來說，只是一個戲劇處境。漢朝末年群雄爭霸的歷史，為他提供一個敘述框架，使他可以移花接木，將故事納入其歌頌男性友誼、展示暴力奇觀的慣常軌道。很明顯，今年六十二歲的吳宇森已經無意改變自己業已固化的拍片套路，或者嘗試從江湖向歷史挪移。 然而，任何對香港電影有深厚感情的人對吳宇森大概也不忍深責。的確，若在十五年前吳宇森拍罷《辣手神探》後就不再沾手電影，我們也只會感激他曾經存在過，並且給我們留下那麼多難忘的影像。作為電影作者，吳宇森最令人動容的是他對電影的熱情。無論何種題材，他總有辦法在上面留下鮮明的個人印記。看他的電影，你感受到拍電影(film-making)那種令人目眩神迷，樂不可支的興奮——那出人意表的剪接和蒙太奇、行雲流水的影機運動、手揮目送的場面調度，展示的正是在商業電影的範疇內，電影藝術的可能性。拍電影單純的樂趣在《赤壁》的某些場面變成了擋不住、沒法停下來(unstoppable)的影機運動(camera movement)——影片最後的二十分鐘幾乎可以用「無人駕駛」來形容，攝影機彷彿有了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意志(free will)。這種狂喜有時甚至使影片的反戰信息變得言不由衷：在它最令人振奮的時刻，《赤壁》是對戰爭的歌頌(celebration)而非批判(condemna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