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少年觀護所演講-活出你自己

少年觀護所演講

——活出你自己

　

主任、梁老師、各位小朋友，我今天在這裏跟各位講話。各位看到的這個人是跟過去在這個台上跟各位講話的那些老師們、或者名人們不一樣。 什麼原因呢？ 我是你們的鄰居，我在隔壁土城看守所住過半年。

我在景美的軍法監獄住過五年八個月，再加上過去政府整天派計程車跟治安人員跟蹤我，我前後失掉自由的時間是七年四個月。所以我今天在這裏跟大家講話，我希望大家首先要認識我。

　

　 當兵與坐牢影響我一生

我的遭遇，在過去跟你們很類 似。今天我很高興來跟各位講幾句話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各位能夠聽我講 話以後，對你的未來有一點點幫助。並不是說現在你們在這個地方對你們 沒有幫助，可是我們知道有一個統計數字出現了，就是離開這裏又再回來的人，再犯率有一半。換句話說有一半人離開這裏以後，可能還回來，原因就是他並不成功。並不是說在這裏他不成功，在這裏八點鐘到八點半， 你們面對牆壁的時候，心裏也某種程度的會靜下來，在這個環境裏面你們會靜下來。可是有一天你們離開這個環境，又碰到了一些新的情況、新的朋友、新的誘惑，你們又把持不住了。這個把持不住，嚴格說起來不怪你們，要怪大人！成年人的教育失敗，所以害得你們今天坐在這裏。坐在這裏不一定是壞事情，我告訴各位，影響我一生的有很多原因，其中我覺得最影響我的兩個原因：一個是當兵，一個就是坐牢。當然你們這個情況， 我一再聲明不算坐牢。可是，你們失掉自由是真的，我們假設這些算是坐 牢，短時期的。 為什麼我們會面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人生最重要一點不在於你覺得不爽、不在於別人把你關起來、也不 在於你發生錯誤。而是說你目前這個情況能不能改變、值不值得這樣繼續下去？

　 我告訴各位，每一個年輕人都希望有很多好的情況在成長，譬如說我希望有一個好的家庭。可是很多人沒有這個好的家庭，家裏面有問題。好比說現在的美國總統柯林頓，他小的時候就非常不幸。他母親 改嫁，他跟著繼父在一起，繼父虐待他，他有一個非常不愉快的童年，這種行為也一直影響到他現在。有的人，好比說美國的第三任總統，第一任你們都知道叫做華盛頓，第三任總統叫做傑佛遜，他年紀老的時候寫回憶錄，他說如果我還能夠年輕，我這一生如果再活一遍的時候，我希望我跟我媽媽那段時間我不要再過，我寧願少活二十年，也不要和我媽媽再重新過這段日子。這個意思就是告訴我們，他雖然做了美國的第三任總統，可是他的媽媽，他跟他媽媽的關係回想起來很不愉快。我想你們各位的成長過程裏面，今天的情況有的必須說可能家庭不夠圓滿 或者不夠理想，或者跟家庭的人處不來，我小的時候也蹺過家並不希奇，可是我告訴各位，你們以為你們現在成長的過程裏面，你們最需要的是什 麼？最需要的是自己，表現是我自己，我要活的是我自己、活的是我個人 ，這一點很重要。可是你們有沒有想到，你們活的很可能不是你們自己， 你們活的是一個錯誤的教育教給你們的那些情況。

　

　 戀愛本身是個快樂的事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看，譬如說你喜歡看瓊瑤的小說，你看瓊瑤的小說以後，你可能得到一個感覺，那個感覺就是男女之間的戀愛是很痛苦的， 你看瓊瑤的小說，每一本裏面都是很痛苦的，哭哭啼啼。

事實上戀愛本身是個快樂的事情，可是在瓊瑤的小說裏面是很痛苦的，所以你看了這個書以後，它可能影響你，你有意的或無意的受到這個影響，當你接觸到一個錯誤的愛情觀念，這個觀念使你在談戀愛的時候，你的方法是錯誤的、觀念是錯誤的，引起來很多無謂的煩惱和痛苦。所以我告訴各位 ，如何能夠成長你自己，跟你能不能取得影響你的那種好的知識有關係。你活的不是你自己，你覺得我很自在、我有我自己、我有性格。可是我告訴你怎麼樣證明你真正成功了，在這裏的真正成功就是八點到八點半。當你盤腿坐在那裏面對牆的時候，你是不是真正的覺得自己解脫了，而不是覺得這是強迫的。我告訴各位，過去在古代有一個印度人到中國來，他叫做 達摩老祖，你們看過、可能也做過那種陶瓷像，一個黑黑的、胖胖的、有 很多鬍子的叫達摩祖師。他是印度人，他到中國來，他講了一句話就是他 要找一個不被人家騙的人。他自己怎麼樣呢？就是面對牆，自己面對牆坐，在那裏坐了十年。你們一天只坐半小時可能就吃不消了，他連續坐了十 年。證明什麼？證明他真正有定力的。

我覺得人生最快樂的一點請各位記 得，真正能夠拯救你們的不是父母、也不是老師、也不是關主任。

對不起啊！真正能夠救你們的是你們自己，可是怎麼樣能夠救到你們？ 你們要學到一個本領，就是什麼東西能夠使你們定下來？定下來有很多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說你必須有一個穩定你自己的力量。我告訴你，人生最大的快樂是什麼？

人生最大的快樂是男歡女愛，男女之間的跟女朋友在一起、跟男朋友在一起，這是最快樂的時候。可是這種情況不可能持久，什麼原因？

你認為它很持久的話就錯了！愛情是變動不居的。

　

　 「自勝者強」

其次使你人生最快樂的地方，我告訴你是什麼？是你一個人能夠坐在那裏很快樂！

大家知不知道有一個很有名的科學家叫做愛因斯坦，他講他人生最快樂的地方，就是他一個人在研究室裏面做研究。那種快樂叫做孤獨的愉悅，很孤獨，可是我很愉快、很喜悅。這種孤獨的愉悅能得到以後，我告訴你，就是成功的人。

什麼樣的人不成功？他一個人不能活，他要出去、要ＫＴＶ、要三溫暖、要啤酒屋、要抽煙、要打架、要吸安非他命。這種人是不快樂的人，為什麼呢？他缺少了外面這些原因、因素、朋友、環境、藥物、毒物，他就不能夠穩定下來。所以我認為真正的、你覺得能夠克服自己的，是中國一個哲學家老子講的一句話叫做「自勝者強」。（待續）(2000/3/29)

什麼是強人呢？能夠勝過我自己的、能夠控制我自己的才是最強的人。

像我李敖我坐在這裏我可以告訴你，我寫了一百多本書，其中有九十六本被政府查禁，如果有金氏世界紀錄的話，古往今來，全世界沒有人比我寫的書被查禁得多。可是我有沒有因為被查禁我就洩氣呢？沒有洩氣！有沒有屈服呢？沒有屈服！為什麼呢？我們保持我們這種能力，繼續跟我所認為的權威作對。可是我告訴各位，你們能不能有這麼強的力量在於你們自己的選擇。

好比說我舉個例子，我三十年以前喜歡喝酒，我把酒戒掉了，三十年來我不喝酒。我也喜歡抽煙，一天抽兩包煙，三十年來一支煙都不抽了。我可以不抽煙、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不喝我不喜歡喝的任何飲料，我都不喝！我告訴你們為什麼我可以做到這一點？就是我們自己來控制自己！可是這種力量大家注意啊！不是佛教徒那種自己用很大的力量來約束自己的。我們看看佛教徒，你們今天又有佛堂的人來宣傳佛教。和尚，大家覺得出家了，應該是最沒有欲望的人？錯了！和尚是最有欲望的人！大家想不到吧？和尚出家以後，六根清淨是錯誤的！和尚是相信未來他的人生可以變成佛，來生可以進入極樂世界，所以他把他的今生犧牲掉了。今生的家庭生活、今世的榮華富貴，他都犧牲掉了，為了來生、為了滿足來生的欲望，所以信佛的和尚是欲望最強的人。換句話說，他控制自己的方法，是靠了那種錯誤的信仰，而不是真實的信仰。

　

一切靠自己

我跟各位講，你們要靠真實的信仰才能夠使你解脫。我過去在軍法處坐牢的時候，有一天一個大流氓他來替我整理房間，我們政治犯是不整理房間的，他幫我整理房間、幫我粉刷。這位大流氓跟我講個故事，大家知不知道中國古代的晉朝有個有名的故事，一個人叫周處，他有一天碰到一個朋友，這個朋友說，這個社會有三害，我們這個環境裏面有三害！哪三害？第一害是有一條蛟龍——河裏面的一條龍；第二個是山裏面有虎； 然後這個大流氓周處說：「好！我就除害！我就殺這個龍、殺這個虎！可是還有第三害，第三害是什麼？」第三害就是你自己，你就是個大流氓。我在軍法處坐牢的時候，一個桃園地區的大流氓跟我聊天，他說「他媽的警察真不夠朋友！」為什麼不夠朋友？他說他跟桃園的另外一個地區的流氓火拚，他把對方的流氓殺掉了，警察把他抓起來了。他說：「我把別的流氓殺掉了等於是為民除害，因為那是壞蛋嘛，我把他殺掉了等於幫警察忙嘛，他怎麼還把我抓起來呢？」我說： 「因為你忘記了你也是一害」，所以他常常在除了害以後，忘記他自己也是一害。可是我告訴各位，人有的時候要學習控制自己，解決自己問題的時候，一定要在精神層面上能夠超然，不能夠完全倚靠外面的強迫你——八點鐘你要給我坐下來面對牆，你要被強迫的，這個不行！

將來你出去以後，你覺得這是好習慣，每天我能夠坐在那裏靜靜的思考半 小時是好習慣。你能夠回家以後或者離開這個地方以後，還能夠養成這個 好習慣的時候，當然是非常成功的。在這裏說句不客氣話，有點被強迫的 ，你不坐在那裏不行。可是我告訴各位，真正做到了一切能夠靠自己，不靠外界的力量，好比說為什麼我不要喝酒？有人說喝了酒以後有那種醉醺醺的感覺；為什麼要吃安非他命？吃了以後有那種飄飄然的感覺。 錯誤的！為什麼我們要有那種感覺呢？我們為什麼不保持頭腦的清醒呢？不 靠藥物、不靠酒精而要有這種感覺呢？

我告訴各位，我一輩子，這麼多年來，就是相信我們自己是我們自己的主人。我們控制自己成功以後，才是一個成功者。否則的話，把自己拋在外面，我剛才講過，要靠ＫＴＶ、要靠三溫暖、要靠啤酒屋、要靠攪在一起的聊天、要靠整天打彈子，靠這種世俗的、粗淺的生活方式來生活的人，都是失敗者。不管犯不犯罪，都對個人而言，是失敗者。我舉個例子給你們看，我們那一屆１９５９年台灣大學畢業生，一畢業幾千人，請今天看看有哪個人還出名，嚴格說只出來兩個人，一個就是我李敖，一個 就是現在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李遠哲，得過諾貝爾獎的。我講個李遠哲的 故事給大家聽。

李遠哲他是台大化工系的學生，一年級念台灣大學化工系，書念得是一級棒的。可是，請注意啊！到了二年級的時候，他忽然要轉系，從工學院的化工系轉到了理學院的化學系。請注意！化學系是個冷門的系，念化學是很難的，念出來以後至多做一個中學的化學老師，沒有前途的。如果不念化學系，他去念化工系，他可以開公司，有很好的前途。所以當他從化工系 轉到了化學系的時候，他的媽媽、他的爸爸、他的女朋友統統罵他，他的朋友都罵他說傻瓜！那麼好的化工系，有前途的一個系你不去念，你為什 麼轉成了一點光明都沒有的化學系呢？

李遠哲當時為什麼轉系？他難道說當時轉了以後，以為他會得諾貝爾化學獎嗎？錯了！諾貝爾化學獎，李遠哲得到也是靠了很多運氣跟特殊的原因。嚴格講念化學系是沒有前途的，距離諾貝爾化學獎還是很遙遠的。可是，李遠哲他要去念化學系原因是什麼？為了他個人的興趣！他覺得我想做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就去做，他 後來變成一個成功者。

要看真正的好書——李敖的書

　

當然，有很多對化學有興趣的人今天是化學老師，沒沒無聞的一個中學老師也有很多。我舉這個例子告訴什麼？告訴各位，一個人相信自己的一個興趣，而這個興趣本身能夠使你安定下來的，這個東西是最重要的。這個東西是什麼？我告訴各位，是養成看好書的習慣。什麼是好書？告訴各位， 你們在教室裏面看到這些書不一定是好書，因為沒有李敖的書！

我跟大家講，看書要看那種真正能夠啟發你思想的書。如果你同樣一個小時，看錯了書，剛才我講過了，如果你看了瓊瑤的書，你可能得到一個錯誤的愛情觀。這種愛情觀，一戀愛你就很痛苦，眼淚鼻涕、哭哭啼啼， 可是那觀念就是錯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你務必選對你所看的書，選對了以後，希望你能夠耐下心去養成看書的習慣。雖然一開始是不可能的事情，一開始你可能也是心猿意馬。譬如說你們現在看孫悟空收白龍馬的這個布袋戲，你們可以考慮看一部「西遊記」，不要看一遍，看好幾遍，看看那裏面的一些句子，它可能會特別的啟發你。好比說，假設你們在國二功課跟不上，被學校把你擠出 來了，什麼原因呢？我講過，不完全怪你們，有很多情況發生的時候是怪別人，不怪你自己。可是現在不管怪什麼，你在這個地方，換句話說，你要為你所做的事情負責任，可是這個時間很短暫，你們不會像我那樣坐那麼長的牢。可是像我坐牢的時候，我也可以告訴你們我也很 快樂，雖然一個人在坐牢，因為是政治犯，被管得很嚴。（待續）(2000/3/30)

我們看不到報紙，也沒有什麼電視看，我們坐的那個牢比你們苦多了。

過去有 一首歌叫做「忘了我是誰」，那個歌詞就是我寫的。去年一個歌星叫做巫啟賢，他譜了一個曲叫做「只愛一點點」，那個歌詞也是我寫的。在牢裏面可以做出很多有意義的事情出來。你們必須要真的了解到，真正能夠救你自己的，是你養成一個好的習慣，這個習慣注意啊！是使你能夠穩定下來的習慣，而穩定自己的方法絕不能靠煙酒跟安非他命，也不是靠著跟朋友跑來跑去，那個樣子穩定不下來，告訴你穩定的方法，一定要養成一個讀書的習慣。讀什麼書呢？讀好的書、有趣味的書。為什麼你們不喜歡讀書？因為讀書沒有趣味。台灣的教科書實在 編得不好，念起來沒有趣味。像我，我中學沒念完。我是台中一中的，念 完了高中二年級我就跑掉了。為什麼跑掉了？我不喜歡念書，不喜歡念學校的書，可是那時候我們還可以高二念完考大學，算是同等學力可以考大學，所以我考了台灣大學。後來台大畢業以後，我就考研究所，後來又跑掉了，為什麼？

　

　

你們的力量太小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是叛徒，當時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發現台灣大學很黑暗，我就辦了一本雜誌罵校長、 罵我們的文學院院長、罵系主任、罵老師，所以我是有名的叛徒。你們算 什麼叛徒？你們的力量太小了，你們可以表現你們自己，表現我們個人的性格、個人的力量，表現活在台灣做我自己，可是你有多少力量呢？你沒有力量！

有一個電影明星叫做王羽，他的朋友講了一個笑話給我聽，他說他最佩服李敖了，為什麼呢？他恨一個人的時候，他要用拳 頭去打，一個一個去打，打得好累。他說李敖不一樣，李敖可以寫文章去罵他、寫書去罵他、到法院去告他，說李敖可以用很輕鬆的方法來滿足他自己的力量。

我跟你講，一個小朋友在成長的過程裏面，有很多欲望都是很正常的。好比說我喜歡吃好東西，這是正常的欲望；我喜歡喝酒也是正常的欲望 ；我喜歡男女之間的關係也是很正常的欲望；我喜歡別人重視我，我想變成有名的人也是很正常的欲望；我喜歡很有錢也是很正常的欲望；我喜歡我很有力量、很有勢力也是很正常的欲望，這些都是很正常的。可是你表達的不管 是那個欲望，都需要你變成一個強而有力的人。你們現在是強而有力嗎？ 你們十幾歲，沒有任何的力量，沒有什麼錢，你們自己賺不到什麼錢！你打工，到麥當勞打工它都不要你，你能賺幾個錢？拿爸爸錢能拿多少？能拿多久？

我舉個例子，就是說你們的力量根本拿不出來、施展不出來，什麼原因？ 你們還不夠有力量的條件！說難聽話好了，要做個流氓，你們的條件還不夠。現在世界的流氓是什麼樣的流氓？看看美國那些大流氓、黑社會流氓，大學畢業、博士的頭銜、穿著西裝革履、開的是凱迪拉克汽車，外面一點都不流氓啊！做流氓也需要頭腦、大頭腦，你在外面打架、當小混混，這種怎麼做流氓呢？連個流氓也不夠資格，整天靠拳頭打架，這是什麼流氓啊？這是打手！

　

「七金人」的故事

我告訴你們一個有名的故事叫做「七金人」。

什麼叫「七金人」？就是七個人，他們要去偷銀行的錢，這個領袖是個教授， 喜歡犯罪的教授！大家不要以為教授就不犯罪，哈佛大學教授也有被絞死 的，教授也照樣犯罪。這個教授指揮其他六個人，他們去偷銀行的錢。用什麼偷法呢？

他們發明一個新的、很強力的吸金塊機器。銀行裏的金磚一塊一塊放在金庫裡，他們在銀行的附近找到一個下水道，這個下水道可 以通到銀行的金庫底下，然後他們就用了一輛工程車，放在這個下水道的道口，四邊用帆布攔起來，表示我們在施工，做下水道的施工。這個時候他們從下水道下去，就走走走，走到金庫底下，然後用切割的、大的電鑽，把銀行的金庫下面鑽一個洞，然後就用這個吸金磚的新機器，把銀行裏面庫存的金磚全部都吸吸吸，從下水道吸出來，吸到了他們放在下水 道前面那個大的卡車裏，吸到了一車的金磚，然後大家就跑掉了。跑到那裏去呢？我們假設，好比說跑到陽明山，跑到陽明山以後，把手煞車一拉，大家好高興，車穩定住了，大家坐在那裏聊天、高興死了。這個教授在旁邊抽煙斗，他們六個人覺得成功了，哈哈大笑、大 叫，因為很高興，他們就跟教授說，說教授啊，我們成功了！

教授說怎麼成功了？他們說我們偷了一卡車的黃金，我們發財了。教授說一卡車黃金還沒有洗成錢，還沒有放進我們口袋裏 面，這個還沒有成功啊。他們說怎麼會呢？黃金已經在卡車裏面了嘛！我們成功了嘛！正當大家看著卡車的時候，忽然這個卡車的手煞車壞掉了，這卡車慢慢在滑動，我講過，在陽明山那個斜坡嘛，就朝山下來滑。這六個人就跑過去追，怎麼追得上車呢？車很快就滑下去了！滑到山腳下面撞到一棵大樹，這個車撞壞了，灑得滿地都是金塊，一塊一塊金塊灑了滿地。這六個人也趕下去，沒有車怎麼辦呢？只好把金塊撿起來放在胸前，撿一塊算一塊，每個人大概可以裝 五、六塊，然後教授也跑下來，還叼著煙斗在旁邊笑。這個教授一塊金磚都不撿，他們其他六個人每個人抱了好多金磚，臨走以前就問教授說，你為什麼不撿金磚呢？教授講了一段話，大家注意講什麼話。他說：第一，我是大盜，我是大的強盜，要賺就搞一大票、搞一車的黃金。幾塊黃金我不要， 我不要做這種小的強盜；第二，教授證明了一個人生哲學，什麼人生哲學啊？就是你以為你拿到了一個什麼東西嗎？你以為你得到了什麼幸福嗎？當它沒有進入你的口袋的時候；沒有變成現金的時候，都是空的，隨時會發生意外的情況使你想不到，東西沒有了。所以我們不要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小說，事實上這個教授是個哲學家。我們中國一句話叫做「盜亦有道」，就是做強盜的人他也有他的哲學，這就是強盜的哲學。

各位小朋友，每個成年人站在這裏都勸你們做好人，我承認做好人是一個 標準，可是做好人也是很難的一件事，為什麼呢？你受的教育要你誠實， 你進入社會以後發現誠實會吃虧，這個時候你可能就要講謊話了，講謊話 之後你內心會衝突，發現做好人是相當辛苦。我個人告訴你們，我不是純 粹的好人，我是什麼呢？我是善霸！一般人講說惡霸，他是壞人是惡霸， 我是善霸，我是很厲害的好人，不是那種老好人，不是那種爛好人。我並不勸你們一定做好人，可是我警告你們，想做壞人嗎？你們還沒有資格做壞人！（待續）(2000/3/31)

我是很厲害的好人

你看大家說好人難做啊！其實壞人更難做！我告訴你，真正的美國那種大流氓，那種黑手黨的人，整天做奸犯科，警察抓不到他。我講過，他書念得一級棒，絕不能說國中二年級就敢出來了。他們念書念到博士，開著凱迪拉克汽車，可以操縱金融。就是做壞人，做奸犯科，也要把書念好。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講幾句話，各位要想想看，你們靠別人的壓力、 別人的管訓、別人的教育、父母的督促，統統沒有用！必需自己覺悟！靠自己覺悟，告訴你們，你是可以成功的，我就是一個例子！

我不是很聰明的人，可是我真正把我自己，造成了我所要變成的一個人。我到台灣十四歲，像你們這個年紀，從中國大陸到

了台灣，從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到現在，整整五十年，我現在六十四歲。這五十年來，我告訴你們我有一點做到的，

別人就做不到的——我不是國民黨！

那個時候好難啊！大家都是國民黨，你不是國民黨就非常不方便，在軍隊裏當排長，你就被排擠，諸如此類。我也不是民進黨，到今天，我也不是新黨；雖然做了新黨總統的代表，我還不入新黨！你們看到我的個性沒有？就是我們真正能夠表達我自己的個性，獨來獨往；儘管我坐了兩次監獄，沒人把我打倒。我第二次離開土城看守所的時候，所長跟我握手，大家好高興握手；他們也好高興，這個要命的犯人，我們總算熬了半年，終於把他請走了。沒想到到了台北三個小時後，我幹什麼？我就發表了一篇六萬字的文章，叫做「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就揭發土城看守所的黑暗！揭發出來以後，引起土城看守所的越獄，兩次越獄事件，引起新竹的少年監獄暴動！這話不是我李敖說的，是當時的法務部監所司副司長王濟中，他公開說「是李敖闖的禍」，為什麼李敖這麼大的力量，可以引起監獄的越獄、引起人家的暴動？原因就是說，我真的告訴大家，力量出來了！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坐牢怎麼坐？我在土城看守所怎麼坐牢？土城看守所我們寫信寫出去，信裏面那個主管就蓋一個圖章，好比說有「毋忘在莒，忠孝仁愛」八個舍房，每一個舍房裏面，就蓋一個圖章；蓋了印以後表示 檢查。這些信我們跟土城看守所郵政局講好的，所有的信出來以後，凡是沒有蓋圖章的，這些信 你們就要趕緊還給我們；因為它是私下流出去的信。

我寫的土城看守所的那些東西、那些內幕，上面都蓋了圖章的，什麼意思啊？就是公開寄出去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自己也有個圖章，跟他的圖章 完全一模一樣的，跟他檢查我們的圖章完全一樣的；所以我們出來以後， 顛覆了土城看守所。證明什麼？證明我們有力量！它的黑暗，我們就是要揭發，它的好處我們要肯定。剛才主任帶我去參觀你們這些地方，我真的很感動。後來記者們訪問我，我講了一句話，我說：如果我年輕的時候、小的時候坐了這個監獄，也許我長大了就不要坐那種監獄了！我還開玩笑講這種話！

　

充實自己，否則一切都是空

　 我拉拉雜雜的告訴各位，當我變成一個強者，不管是好人的善霸，或者壞人的惡霸、流氓，都需要先請你安定下來，能夠充實你自己。你自己不能充實自己，一切都是空的。你過得很痛苦，整天就過著那種失落的生活，我認為那是一個失敗的生活。

你們還年輕，我覺得你們有很好的機會。不要說我的天才不夠，我沒有……，沒有靠天才的！都是靠本領的、靠後天訓練的。我在講演的時候，我講到中國的漢朝，尤其你們知道，中國古代有一個漢朝。那皇帝的名字，我念給大家聽，大家會嚇一跳！好比說，漢高祖（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新（王莽）、然後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殤帝、安帝、順帝、沖帝、質帝、桓帝、靈帝、獻帝，獻帝以後就是三國。最後變三國的漢朝的皇帝，就是這幾個了。

你李敖為什麼記這麼熟啊？不是我記憶力好，我把它變成一個歌訣，我記住這個歌，然後我就記住了！

什麼歌訣我念給大家聽，就是「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新，光武明章和殤安，順沖質桓靈獻」，押韻的，一下就記住了，所以我並不是靠著記憶力的。

我不是天才

我承認，有很多人是天才！我不是，我不是那種人。大家記得宋朝有一個 有名的文學家也是政治家，他的名字叫做王安石，為什麼有王安石變法？他跟他的好朋友劉公甫講，他說：「我的兒子念書一遍就會了！」那個劉公甫，他的好朋友，就回他一句話，說：「你家的兒子念一遍就會，誰家的兒子念兩遍呢？我的兒子也是神童，每個人都是神童！」所以古代的人，他們的成功，靠他們是神童，我們這一代的人不是這樣子！是靠我們後天的方法跟努力！我告訴各位，我就是一個靠後天努力，能夠很自然的克服我個人的缺點，而變成了某種程度的成功者。我告訴你們，我的成功在哪裏？我寫了一千五百萬字，整個的台灣、整個的中國，沒有人比我 寫的更多。為什麼能寫這麼多東西？第一、我非常用功，喜歡看書。我告訴各位，我不參加婚喪喜慶。再好的朋友，他的女兒結婚了，我不去！禮到人不到！他媽媽死了，我也不去！所以，像前一陣子鬧了一個有名的笑話，大家聽說有一個人叫鄧麗君，聽說了吧？鄧麗君她死掉了，結果TVBS跟中國時報就登出來，說鄧麗君開弔的那一天清早，李敖到了靈堂，向鄧麗君致意。有沒有這個事情？沒有這個事情！我從來不認識鄧麗君， 怎麼有這麼個烏龍的新聞出現？我要更正！為什麼要更正呢？後來才查出來，是慈濟功德會的一位老太太，她佩服鄧麗君，也佩服李敖。她希望鄧 麗君死了，李敖來看看鄧麗君，是最好的一個情況，所以結果就變成李敖去看了鄧麗君。這個消息新聞就發出去了，結果是個烏龍的事件。我要更正，為什麼要更正呢？因為我從來不參加婚喪喜慶！鄧麗君的喪我不會參加的！更正的原因就是說，我不能不更正，因為朋友媽媽死掉了你不去， 鄧麗君死了你就去，這不正確的！喜，就是別人結婚，我也不去。慶祝的事情，我也不去。類似這種的我都不去！幹什麼不去啊？節省我的時間！我要去一趟的話，我要花多少時間？一晚上不見了，我不要！我這一晚回家來K書，我可以寫出來五千字，或者一萬字的文章。所以我告訴各位，真正的、成功的、快樂的生活，就是自己能夠找到自己想要看的書，而充實自己，然後做一個成功者，才是真的生活。

我希望今天給大家的談話，給大家一個建議就是——你會變成一個成功者！ 不過，你要改變你的這種生活習慣。你們在生活習慣上犯了錯誤，所以今天才坐在這裏！我希望你們想想我的話，我的話會證明你們是個成功者 ！謝謝各位！(2000/4/3)

誰也不可以活兩次童年 ．林沛理

傑克遜的悲劇是失去界限感，要超越種族、年齡和生理限制，但沒人可以活兩次童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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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世 界就以這樣的方式完結，不是轟轟烈烈而是婆婆媽媽(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這是大詩人艾略特(T.S. Eliot)的感嘆，他看到凡夫俗子到死一刻都無法擺脫平庸的咀咒(the curse of the ordinary)。正因如此，一個顛倒眾生、在舞台上發射萬丈光芒的巨星猝死，我們在震驚之餘，總會覺得那不失為順理成章的事情。在定義上，巨星的一生 必然比我們所經歷和熟悉的豐富、多采多姿，富戲劇性甚至傳奇，才配得上「larger than life」這個形容詞。這所以作為他們生命的最後一幕，巨星的死必須超越陳腐、遠離俗套；也唯有如此，他們的生命才會取得文化符號(cultural icon)的完整意義和指涉功能。從華倫天奴到占士甸到希夫烈達(Heath Ledger)，從阮玲玉到李小龍到張國榮，死得轟轟烈烈，至少神神秘秘，已經成為中外古今的巨星獲致不朽(immortality)的不二法門。 對於六歲就出道，從小就被認為「與偉大有約」(destined for greatness)的邁克爾．傑克遜(港譯米高積遜，Michael Jackson)來說，如果他的暴斃，能夠將他從聲名狼藉和寡廉鮮恥(infamy)中拉出而投擲於不朽，他應該會含笑九泉。 眾 所周知，傑克遜是個拒絕長大的大孩子(man-child)：他最喜愛和小孩子一起逛玩具店和買玩具，他建造夢幻樂園(Neverland)，自比為小飛 俠(Peter Pan)。這當然是基於一種補償心理——他希望尋回失落的童年、童真和童心。問題是，沒有一個人可以過兩次童年，連流行音樂之王、史上最出色的表演藝人也 不可以。 在這個意義上，傑克遜仿如《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的蓋次壁，只是他窮一生精力試圖取回的不是他的愛情，而是被奪去的童年(reclaim his childhood)。當根據小飛俠故事興建的夢幻樂園在一九八八年落成時，他的夢似乎近在眼前，伸手可及。他不知道的，是他所追求的早已被丟在背後—— 一個離他老遠老遠、他永遠也回不去的地方。 傑克遜的悲劇，是失去了最基本的「界限感」(sense of boundary)，企圖用舞台的技巧和魔術(stage craft and magic)去應付生活。他要超越種族、膚色、年齡、體能和生理的限制，於是不斷去整容、漂白和服藥，甚至睡在一個氧氣房中，以為這樣可以令他活至一百五 十歲。這種介乎天真與無知的未經世故(naivet赌)，可能來自一個在舞台上呼風喚雨的巨星(自以為)無所不能的感覺(sense of omnipotence)；但在一個犬儒、口不對心、一切都講求形象和包裝的社會如此義無反顧、表裏如一地相信自己自我改造的能力(capacity for self invention)，即使是一種壞信念(bad faith)，也終究令人感動。 世人為傑克遜的舞步所傾倒，並稱他 為舞台的王者；其實米高積遜在舞台上的神奇魅力(charisma)，並不只是因為他懂得怎樣扭動身體。原籍俄國的一代編舞家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常常鼓勵芭蕾舞的觀眾「看音樂、聽舞蹈」(See the music, hear the dance)，用在傑克遜的歌舞就最恰當。他每一次的演出，不管是在舞台上還是對著攝影機，都彷彿把所有的熱情都傾瀉而出，將歌、舞、人三者合而為一。難 怪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成長的X世代來說，傑克遜的地位根本無可取代。這一代人沒有自己的革命和抗議運動，沒有明確的文化身份，有的只是零碎的歷史記憶。 然 而，在傑克遜的身上，他們重新發現了「自戀的激情」(the ecstasy of narcissism) 。這個常常穿著軍服的黑人不是要上戰場或者搞革命，但音樂一響起、身體一扭動，就自然處於狂喜的狀態。嬰兒潮一代崇拜學運、反戰和搖滾樂英雄，高呼 「Make love, not war」(做愛吧，不要打仗)。X世代因為有了傑克遜的音樂和舞蹈，也可以同樣理直氣壯地大叫：「Make music, not love or war」(唱歌跳舞吧，不要做愛和打仗)。■

玩弄文字的管制特色：港府推翻实施10年母语教学

亚洲周刊林沛理／香港教育局经过逾年谘询和收集意见，就中学教学语言政策提出新方案，建议撤销按母语教学划分英文中学与中 文中学，将教学语言由校外分流改为校内分流。先不管这个方案的好坏，以及它的政策涵意（policy implications）；单是它的命名（naming）已经叫人气结，亦完全暴露了在曾荫权领导下，香港特区政府喜欢玩弄文字以建构虚假现实的管治特 色。(chinesenewsnet.com)

教育局把拟议中的方案，称为「微调中学教学语言」。「微调」一词来自英文的「fine-tuning」，原指乐器的音色，往往需要经过细緻、精确的调较， 才会变得饱满透亮。方案推翻实施已十年的母语教学政策，改为以学校为本，让中学按自身的条件及学生素质自决教学语言。这根本就是一种政策的「方向性转 变」（turn around）。(chinesenewsnet.com)

特区政府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这不是问题所在。政府的政策没有可能绝对正确，一个知其不可为而弃之的政府是市民之福。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被批评对货币政策的立场摇摆不定时，他的回答是：「当事实变得不一样的时候，我的想法也就不一样」（When the facts change, I change my mind）。但我们需要的是一批懂得灵活变通、因势利导的决策者，而不是抱残守缺、思想僵化和只会为某种理论、思想或意识形态服务的奴隶 （ideologue）。(chinesenewsnet.com)

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的高官对他们设计、执行和有责任向公众「兜售」的政策缺乏承担（commitment），对自己提出的意见没有信念 （conviction），以及对事实和利益相关的所谓「持分者」（stake holders）的智慧欠了一份基本的尊重。所以他们才可以面不红、耳不赤，将一项雷厉风行实施十年、影响全港学生、家长和老师的重大政策一笔勾销，然后 轻描淡写地称之为「微调」。(chinesenewsnet.com)

在这个意义上，「微调」就像「性工作者」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遁词和委婉词（euphemism）。本来委婉语是人类使用语言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既是 一种修辞方法，也是一种社交技巧，帮助我们用较为礼貌和含蓄的方法，去提及甚至谈论某些令人不快或尴尬的事情。可是委婉语的政治性使用，却通常是一种愚弄 群众、隐瞒真相的操纵行为（manipulative behavior）。(chinesenewsnet.com)

关于这一点，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政治与英文》（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书中早已说得非常清楚明白。他指出，委婉词的最大特色是它的模糊、苍白和没有颜色（colorless）。它一方面要扼杀我们的想像 力，另一方面又企图抹去我们的记忆。它彷如文字上的义肢（verbal false limb），装在原本健全却遭摧残的日用词彙之上。(chinesenewsnet.com)

其实，委婉词本身就是一个委婉词（a euphemism in itself），它往往不过是谎话的掩饰而已。在奥威尔脍炙人口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里，统治者透过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来控制人民的思想。 这不是杞人忧天或者神经过敏；统治者、执政者和侵略者最擅长的，就是用语言来隐藏、粉饰和合理化它们在运用权力时的凶残、错失或荒谬。(chinesenewsnet.com)
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的大独裁者斯大林假革命之名实行种族清洗，将大批苏共干部和老百姓囚禁于西伯利亚劳改营加以残酷折磨。他在西方的支持者为他辩护，说 「不把蛋打碎，哪得煎蛋饼」（You can't make an omelet without breaking eggs），意思是革命是大事业，畏首畏尾则大事难图。(chinesenewsnet.com)

这种「革命性的委婉语」（revolutionary euphemism）到今日仍然大有市场。美国侵略和佔领伊拉克，布殊政府和美国传媒异口同声地称之为「解放」（liberation）。以色列以高压手 段管治巴勒斯坦人，美国政府袖手旁观，国务卿赖斯说国际社会无需慌张，它看到的不过是「中东新秩序诞生的阵痛」（birth pangs of a new Middle East）。这种措词和修辞学的目的，是要压制我们的想像，使我们无法从有关的名称与描述中联想到真正发生的事情与事实的真相。

被修復的父子關係　．林沛理 二十二卷二十二期 (2008-06-08)

港人對災民傾力相助，不僅是愛國和人道的表現，也是一種心理補償，有療傷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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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不久之前我還在這裏提出，要西方對在國際社會迅速冒起的中國改觀，需要的是一個認知範式（cognitive paradigm）的戲劇性轉移，沒想到這個範式轉移會隨著一場八級大地震，以如此驚天動地的方式出現。迷信的人也許會稱之為「老天爺的插手」（divine intervention），一如盲目恐共、反共的人說五月十二日發生的四川大地震是「天譴」一樣。 在西方傳媒的眼中，四川大地震將中國由一個具侵略性和威嚇性的挑釁者(aggressor)，先變為一個無助的受害者(victim)，再改造為一個重視生命和個人價值的人道主義者(humanist)。舉個例，上一期的《時代》（Time）週刊亞洲及南太平洋版以「中國站起來」(China Stands Up)做封面故事，說中國人「從勇敢面對悲劇中找到了自己更美好的一面」(confronts a tragedy and finds its better self)。《時代》指中國領導以至人民地震後的表現，令國際社會刮目相看。中國採取武力鎮壓西藏，令中國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可是，地震後，中國政府不僅迅速作出回應，領導人第一時間趕到災區，派出大批解放軍和武警前往救災；並且容許各國記者實地採訪，又接受日本、台灣、新加坡等地派救援隊協助，改變了國際間一直以為中國封閉、不重視人民生命的惡劣印象。 《時代》的報道也指出，地震後中國人互相扶持、守望相助，是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對中國民主的未來至為重要。這些觀察自有其道理，但《時代》沒有提到的，是四川大地震怎樣陰錯陽差地修補了中國政府與香港人嫌隙甚深的「父子關係」。這點必須再次從「六四」說起。 「六四」至今接近二十年，香港的創傷壓力心理障礙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仍然未癒。在香港人的深層心理當中，「六四」不是純然可以訴諸理性討論和分析的政治事件，而是一齣在「殘酷劇場」（theater of cruelty）上演的家庭悲劇，它的主題是父權的濫用與父親的罪孽（the sins of the father）。如果說香港人與中國的關係，本來是一種父子關係，而香港人就是那個從小離開了父親的孩子；那麼「六四」對香港人來說，正是場不折不扣的「家變」﹕窮兇極惡的父親拿著菜刀，去斬殺那些從小就跟父親一起生活的香港人的兄弟姊妹。有生以來第一次，年輕一代的香港人透過電視，親眼看見中共政權（父權體制）可以施加於中國普通老百姓（家人）身上最徹底的迫害。他們安全而理想的「假設性世界」（assumptive world）在那一刻徹底粉碎了。 作為嚴重的創傷後遺症的患者，香港人常常被倖存者的罪惡感（survivor's guilt）所折磨。本來一個健全的社會自然有一套「節哀機制」（grief system），透過傳統、儀式和種種文化以及社會資源和人際關係，幫助倖存者撫平創傷和告別死者，繼續上路。問題是「六四」這一事件，中國政府一日不肯平反，自視為「六四」倖存者的香港人便一日無法取得心理學家所說的「感覺閉合」（closure），真正告別「六四」。 然而一場大地震終於使香港人有機會從停不了的哀悼 （in interminable mourning）中抽身出來。哀悼，因為無助；無助，因為無能為力。面對四川大地震，香港人不再沉溺於哀悼而積極賑災，因為這次他們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而中國政府也沒有指鹿為馬地一味否認事實。在這個意義上，四川大地震是「六四」的對立面和反題(anti-thesis)；而香港人對受災同胞的傾力相助、對他們感受的切膚之痛，除了是一種愛國行為和人道主義的表現之外，也是一種心理補償作用——對他們自己也有治療功效（therapeutic）。 四川大地震提供了一條渠道，使香港人壓抑已久的愛國情緒得到宣洩；因為這次他們面對的再不是一場考驗他們忠誠的家庭悲劇，而更接近一齣「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通俗劇，大陸政府在當中扮演的是一個慈父的角色。賑災主題曲《承諾》中，「我要你重獲，原來的生活，認定了這一輩子的承諾」這幾句我們從沒有機會對天安門學生說的話，終於可以說出口了。

貧窮與我們常在

貧窮與我們常在　．林沛理

生活在香港這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窮人自願為奴，富人幫助他們，也是自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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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今日在香港，只要你不至於視而不見或者聽而不聞，總會有與貧富懸殊「親密接觸」的生活體驗。我住在紅磡，在離我家不遠處的土瓜灣有個名為「半山壹號」的新樓盤，興建工程尚未完工已經以一點四萬港元（約一千八百美元）的平均呎價賣出超過二百伙，平均每伙售價高達三千萬元。 美國總統布殊的一名高級顧問，曾經在《紐約時報》撰文為布殊的單邊主義和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辯護。他說：「我們今日已是堂堂帝國，一旦採取行動，現實自會隨之而改變。」在這個意義上，香港的地產發展商越來越似一股龐大的帝國主義勢力（imperialist power）。他們對待現實的態度是：可以的話就對它改頭換面，不可以的話就索性否認它的存在（change it if you can, deny it if you can't）。這是所以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將一個位於土瓜灣的樓盤包裝成頂級豪宅，並且毫不害羞地將它命名為「半山壹號」。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那些意大利歌劇式的樓盤廣告，總散發著一種強烈的「非建基於現實」（non reality-based）的氣息。這當然並不意味著香港的地產商的思維和心態與現實脫節。剛剛相反，這反映了在一個嚴重向地產商利益傾斜的經濟體系下，地產商可以怎樣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扭曲現實以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 如果香港的地產商與美國作家吳爾夫 （Tom Wolf） 筆下、自以為主宰宇宙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的債券交易員（bond trader）同類，那麼在我居住的大廈工作的保安員，就是《被用完即丟的一族：全球經濟下的新奴隸制度》（Disposable People: New Slavery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所形容的那些「生而自由，卻無可奈何地加入奴隸行列」的人。他們擠在沒有空調的狹隘空間，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小時，賺取不足四千元的月薪，難怪他們的目光總是那麼呆滯、笑容總是那麼牽強。 英國學者貝雷斯（Kevin Bales）在這本一九九九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奴隸在今日表面富裕的世界不僅沒有絕跡，反而每天都在增加。他們就像蜘蛛，存在於我們生活世界中的每個角落，而經濟的黑暗空間是他們最佳的藏身之所。他們往往只為了幾十或百多美元的代價，即別無選擇地終身為農奴、工奴、礦奴、船奴或者妓奴。這些新奴隸的命運比起古代的奴隸更慘：在過去，奴隸很昂貴，屬於奴隸主人必須保護的資產。今天的奴隸則只不過是製造低階產品的廉價勞動力，因此可以用過即丟。 僱主不會為奴隸提供健康保障，甚至待他們一過了工作盛年，就不會繼續聘用，更遑論加以照顧了。 生活在香港，我們大概對這種極端的權力與無力的對照和並列（juxtaposition）已經習以為常；而貧富懸殊也早已被接受為一個富裕、高度發展的社會的常態和現狀。就連耶穌在聖經也說：「貧窮將與我們常在」（The poor will always be with us）。這種想法被普遍接受為傳統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甚至不辯自明的真理（self-evident truth），因為它幫助我們迴避了一個難堪的事實：說到底貧窮不只是一個經濟、社會政策或者資源分配的問題，它還是一個道德問題。要解決貧窮的問題，要幫窮人從自陷於貧窮而無法自拔的狀態中抽身出來，社會之中的有錢人（the haves）必須老老實實地問自己，我能夠幫窮人（the have-nots）一把嗎？在一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崇尚經濟理性和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體制內，窮人不僅不會得到、也不配得到富人的幫助。可是不要忘記，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原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裏面，除了強調「分工」和「市場的無形之手」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人的「誠信」、「互助」和「利他」，是確保市場能夠有效運作的基本條件。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絕不會是一個和諧、穩定和重視人價值的公民社會。從這個角度看，富人幫助窮人，不過是一種明白利害關係的自利行為（an act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而已。

操控民意如履薄冰

操控民意如履薄冰　．林沛理

熱衷以影響媒體和操縱民意去塑造管治威信的香港特首曾蔭權，已被權力沖昏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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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六月七日香港百年一遇的大雨，使位於郊區的大澳一夜之間變成孤島。第二天電視新聞播放一段由政府新聞處發放的短片，片中特首曾蔭權在直升機上視察滿目瘡痍的大澳災區。 這個「救星從天而降」的戲劇性設計，令我想起二零零五年夏天颱風卡特里娜蹂躪新奧爾良，美國總統布殊乘坐空軍一號專機在災區上空飛行，作象徵性的巡視。的確，曾蔭權喜歡利用媒體來操控民意和建立形象，技巧方面當然有待增進，但熱衷甚至深信不疑的程度已經直逼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 在有關香港的政治論述中經常被引用的意大利政治理論家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在通俗的想像中是一個深懂權術和操縱之道的野心家。影響所及，就連社會心理學家設計問卷測量人格的操縱傾向時，也搬出馬基維利這個角色，將在問卷中取得高分、操縱傾向明顯的人叫「high Mach」，而得分較低、比較不具操縱傾向的人則叫「low Mach」。 曾蔭權自二零零五年三月董建華因身體問題請辭，接任第二任行政長官以來管治香港逾三年，一次復一次證明了他是個貨真價實的「high Mach」，因此也就遠較徹頭徹尾都是「low Mach」的董建華更適合當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管治香港從來不容易，因為香港的歷史命運、經濟制度和政治形勢，使它成為對其殖民地主人與祖國的牴觸的忠誠(divided loyalties)、親英勢力與親中勢力、保守派與激進派、大資本家與小市民、利益團體與政府明爭暗鬥的角力場。 對於不擅權術和操縱之道的low Machs，香港是沒有止痛藥可以服的偏頭痛。對於那些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那樣，認為權力是最令人亢奮的催情劑的high Machs，香港這個小城提供了一個做「政治秀」的大舞台。這所以深謀遠慮、喜歡玩弄權術的彭定康能夠將末代港督的角色演得出神入化，而頭腦簡單、自言討厭政治的董建華做首任特首卻要落荒而逃。 用馬基維利的話來說，董建華作為一個須平衡各方利益的領袖的阿基里斯的踝(Achilles' heel)，是無時無刻都想著如何行善(how to be good)，而善於鑽營、自保和深懂生存之道的曾蔭權卻最懂得順勢而為 。結果董建華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推行的「八萬五」政策，使他成為動搖香港繁榮根基的搖船者(the one who rocks the boat)；而曾蔭權竭力維護的高地價政策，卻使他絕對勝任香港建制與既得利益者的代理人（proxy）。 問題是一個立志向上爬的仕途主義者(careerist)，以謀取個人利益為最終目的，以操控民意和與政治盟友私相授受為管治的最有效手段，即使風光一時，遲早是要露出馬腳的。本來重視民意是一種立於不敗之地的政治正確，在短期內沒有可能推行普選的香港，按民意管治更是被剝奪了民主的香港人的最佳補償（the next best thing to democracy)。然而，一個將自己的管治權威和認受性繫於民意民情的政府其實是在薄冰上滑行，隨時有失足之虞。原因是民意既非一成不變(fixed)，更不是預設的（pre-determined），它隨時會因事態的發展而逆轉。 曾蔭權常常把「共識」兩個字掛在口邊，但他心目中的共識，明顯不是政府把社會不同階層的價值，整合成整體社會價值的那一種共識；而是接近美國知名的異見人士、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生產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中提出的、那種可以像生產汽車般「生產」出來的社會共識。喬姆斯基認為，美國的民主政府表面上對民意言聽計從，但暗地卻常常利用媒體對它作為一個主要新聞源（news source）的倚賴來影響輿論和操縱民意。 曾蔭權在任命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一事上，一如以往般開動了他的生產機器來製造社會共識，但當社會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表達了不滿之後，卻一直陷於否認狀態而不肯面對現實。這反映了一直善於玩弄權術的曾蔭權，已經被權力沖昏了頭腦，順勢而為已非他的強項。這會否是曾蔭權管治開始走下坡的分水嶺，我們且拭目以待。

民主的後退與前進

民主的後退與前進　．林沛理

民主是分配和轉移權力的政治制度，遵循「退一步，進兩步」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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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如果民主真的一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所言，乃一「確保人民得到其應得管治的機制」（Democracy is a device that ensures we shall be governed no better than we deserve），那麼馬英九當選成為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以及奧巴馬成為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候選人，為美國總統大選創造了歷史，應該被視為兩地百姓的重大勝利。 民主作為一種分配和轉移權力的政治制度，有一種內在、結構性缺陷：它給予人民投票和選舉的權利，但人民是可以被愚弄和操控的，他們在行使其政治權利時有時會違背自己的根本利益，作出某種可能是懲罰自己的（self-punishing）的決定，例如把自己的年輕人送上戰場等等。納粹德國高官戈林（Herman Goering）在紐倫堡接受審訊時表示，想開戰的永遠是領袖而非人民，但人民總會乖乖地順從領袖的意願。方法很簡單，只需要告訴人民國家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並將反戰者抹黑為喪權辱國的賣國賊。美國有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但英國歷史學家泰萊（A.J.P. Taylor）便說過，看著美國人怎樣將他們的根本利益混淆，常常令他眼界大開。在這方面，四年前布殊連任總統就是一個好例子。 布殊領導下的美國，赤字和失業率屢創新高，社會和醫療保障制度岌岌可危。他對於環境的肆意破壞，是自環保運動興起以來前所未見的。他給與富人的稅務優惠等同劫貧濟富。在外交政策上，明明薩達姆與九一一毫不相干，伊拉克也沒有大殺傷力武器，他硬要美國人相信侵略伊拉克是美國甚至全球安全的關鍵。他義無反顧地推行美國單邊主義（American Unilateralism）和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preemptive war），使美國在國際社會受到空前的孤立，由一個軍事上的巨人變成道德上的侏儒。 如果選民是成熟和理智的話，這樣慘不忍睹的差劣政績，本來應該可以大大削弱布殊連任的機會。可是結果布殊在大選中取得過半數五千八百萬張普選票，一洗之前一屆普選票較對手戈爾少五十萬張、靠最高法院的「皇恩浩蕩」上台而當弱勢總統的前恥。難怪他在其勝利演說中，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美國人表達了他們的心意」（America has spoken）。 在地球的另一邊，任期內極力煽動中國大陸與台灣，以及外省人與本土人的對立；並且不斷傳出濫權貪污醜聞的台灣總統陳水扁，零四年憑疑點重重的槍擊案以多出百分之零點二的微弱選票優勢險勝連任。這個令民主蒙羞的選舉結果，反映了台灣的選舉制度如初生嬰兒般幼嫩，而台灣的選民則如扯線木偶般容易被人操縱。 然而民主終究不是一盤棋局，選民的一子錯不足以導致滿盤皆落索。民主跟上帝一樣，給與人類行使他們自由意志的權利；而只要讓我們選擇，我們就有機會選擇錯誤。這是之所以因選民錯誤選擇而掌權的壞領袖是民主政治一部分的原因，一如犯罪是人類行為的一部分。關鍵是選民能否從他們的錯誤中汲取正確的教訓，在下一次選舉中以投票的方式向壞領袖或其代表的政黨說：「滾蛋，你違反了與我們簽訂的社會契約！」從這個角度看，民主制度的最大優越性（superiority），在於它有一個內置的自動調節機制（built-in self-correcting mechanism），讓選民在反複試驗和不斷摸索（trial and error）中糾正自己的錯誤。正因為這個原因，民主的質素跟選民的質素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優質民主只會產生於一個選民能夠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的學習型社會（learning society）。相反若壞領袖不斷在一個國家的民主選舉中脫穎而出，那麼這個國家的選民一定有某種難以克服的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y）。 馬英九當選總統，奧巴馬在民主黨的提名戰中勝出，證明了台灣和美國兩地的選民有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沒有陳水扁八年的「爛管治」，就沒有馬英九帶來的新氣象；沒有布殊的偷天換日和倒行逆施，就沒有奧巴馬的求變求新。民主的進程，往往就是這樣一個「退一步，進兩步」的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