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修復的父子關係　．林沛理 二十二卷二十二期 (2008-06-08)

港人對災民傾力相助，不僅是愛國和人道的表現，也是一種心理補償，有療傷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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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不久之前我還在這裏提出，要西方對在國際社會迅速冒起的中國改觀，需要的是一個認知範式（cognitive paradigm）的戲劇性轉移，沒想到這個範式轉移會隨著一場八級大地震，以如此驚天動地的方式出現。迷信的人也許會稱之為「老天爺的插手」（divine intervention），一如盲目恐共、反共的人說五月十二日發生的四川大地震是「天譴」一樣。 在西方傳媒的眼中，四川大地震將中國由一個具侵略性和威嚇性的挑釁者(aggressor)，先變為一個無助的受害者(victim)，再改造為一個重視生命和個人價值的人道主義者(humanist)。舉個例，上一期的《時代》（Time）週刊亞洲及南太平洋版以「中國站起來」(China Stands Up)做封面故事，說中國人「從勇敢面對悲劇中找到了自己更美好的一面」(confronts a tragedy and finds its better self)。《時代》指中國領導以至人民地震後的表現，令國際社會刮目相看。中國採取武力鎮壓西藏，令中國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可是，地震後，中國政府不僅迅速作出回應，領導人第一時間趕到災區，派出大批解放軍和武警前往救災；並且容許各國記者實地採訪，又接受日本、台灣、新加坡等地派救援隊協助，改變了國際間一直以為中國封閉、不重視人民生命的惡劣印象。 《時代》的報道也指出，地震後中國人互相扶持、守望相助，是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對中國民主的未來至為重要。這些觀察自有其道理，但《時代》沒有提到的，是四川大地震怎樣陰錯陽差地修補了中國政府與香港人嫌隙甚深的「父子關係」。這點必須再次從「六四」說起。 「六四」至今接近二十年，香港的創傷壓力心理障礙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仍然未癒。在香港人的深層心理當中，「六四」不是純然可以訴諸理性討論和分析的政治事件，而是一齣在「殘酷劇場」（theater of cruelty）上演的家庭悲劇，它的主題是父權的濫用與父親的罪孽（the sins of the father）。如果說香港人與中國的關係，本來是一種父子關係，而香港人就是那個從小離開了父親的孩子；那麼「六四」對香港人來說，正是場不折不扣的「家變」﹕窮兇極惡的父親拿著菜刀，去斬殺那些從小就跟父親一起生活的香港人的兄弟姊妹。有生以來第一次，年輕一代的香港人透過電視，親眼看見中共政權（父權體制）可以施加於中國普通老百姓（家人）身上最徹底的迫害。他們安全而理想的「假設性世界」（assumptive world）在那一刻徹底粉碎了。 作為嚴重的創傷後遺症的患者，香港人常常被倖存者的罪惡感（survivor's guilt）所折磨。本來一個健全的社會自然有一套「節哀機制」（grief system），透過傳統、儀式和種種文化以及社會資源和人際關係，幫助倖存者撫平創傷和告別死者，繼續上路。問題是「六四」這一事件，中國政府一日不肯平反，自視為「六四」倖存者的香港人便一日無法取得心理學家所說的「感覺閉合」（closure），真正告別「六四」。 然而一場大地震終於使香港人有機會從停不了的哀悼 （in interminable mourning）中抽身出來。哀悼，因為無助；無助，因為無能為力。面對四川大地震，香港人不再沉溺於哀悼而積極賑災，因為這次他們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而中國政府也沒有指鹿為馬地一味否認事實。在這個意義上，四川大地震是「六四」的對立面和反題(anti-thesis)；而香港人對受災同胞的傾力相助、對他們感受的切膚之痛，除了是一種愛國行為和人道主義的表現之外，也是一種心理補償作用——對他們自己也有治療功效（therapeutic）。 四川大地震提供了一條渠道，使香港人壓抑已久的愛國情緒得到宣洩；因為這次他們面對的再不是一場考驗他們忠誠的家庭悲劇，而更接近一齣「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通俗劇，大陸政府在當中扮演的是一個慈父的角色。賑災主題曲《承諾》中，「我要你重獲，原來的生活，認定了這一輩子的承諾」這幾句我們從沒有機會對天安門學生說的話，終於可以說出口了。

貧窮與我們常在

貧窮與我們常在　．林沛理

生活在香港這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窮人自願為奴，富人幫助他們，也是自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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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今日在香港，只要你不至於視而不見或者聽而不聞，總會有與貧富懸殊「親密接觸」的生活體驗。我住在紅磡，在離我家不遠處的土瓜灣有個名為「半山壹號」的新樓盤，興建工程尚未完工已經以一點四萬港元（約一千八百美元）的平均呎價賣出超過二百伙，平均每伙售價高達三千萬元。 美國總統布殊的一名高級顧問，曾經在《紐約時報》撰文為布殊的單邊主義和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辯護。他說：「我們今日已是堂堂帝國，一旦採取行動，現實自會隨之而改變。」在這個意義上，香港的地產發展商越來越似一股龐大的帝國主義勢力（imperialist power）。他們對待現實的態度是：可以的話就對它改頭換面，不可以的話就索性否認它的存在（change it if you can, deny it if you can't）。這是所以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將一個位於土瓜灣的樓盤包裝成頂級豪宅，並且毫不害羞地將它命名為「半山壹號」。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那些意大利歌劇式的樓盤廣告，總散發著一種強烈的「非建基於現實」（non reality-based）的氣息。這當然並不意味著香港的地產商的思維和心態與現實脫節。剛剛相反，這反映了在一個嚴重向地產商利益傾斜的經濟體系下，地產商可以怎樣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扭曲現實以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 如果香港的地產商與美國作家吳爾夫 （Tom Wolf） 筆下、自以為主宰宇宙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的債券交易員（bond trader）同類，那麼在我居住的大廈工作的保安員，就是《被用完即丟的一族：全球經濟下的新奴隸制度》（Disposable People: New Slavery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所形容的那些「生而自由，卻無可奈何地加入奴隸行列」的人。他們擠在沒有空調的狹隘空間，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小時，賺取不足四千元的月薪，難怪他們的目光總是那麼呆滯、笑容總是那麼牽強。 英國學者貝雷斯（Kevin Bales）在這本一九九九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奴隸在今日表面富裕的世界不僅沒有絕跡，反而每天都在增加。他們就像蜘蛛，存在於我們生活世界中的每個角落，而經濟的黑暗空間是他們最佳的藏身之所。他們往往只為了幾十或百多美元的代價，即別無選擇地終身為農奴、工奴、礦奴、船奴或者妓奴。這些新奴隸的命運比起古代的奴隸更慘：在過去，奴隸很昂貴，屬於奴隸主人必須保護的資產。今天的奴隸則只不過是製造低階產品的廉價勞動力，因此可以用過即丟。 僱主不會為奴隸提供健康保障，甚至待他們一過了工作盛年，就不會繼續聘用，更遑論加以照顧了。 生活在香港，我們大概對這種極端的權力與無力的對照和並列（juxtaposition）已經習以為常；而貧富懸殊也早已被接受為一個富裕、高度發展的社會的常態和現狀。就連耶穌在聖經也說：「貧窮將與我們常在」（The poor will always be with us）。這種想法被普遍接受為傳統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甚至不辯自明的真理（self-evident truth），因為它幫助我們迴避了一個難堪的事實：說到底貧窮不只是一個經濟、社會政策或者資源分配的問題，它還是一個道德問題。要解決貧窮的問題，要幫窮人從自陷於貧窮而無法自拔的狀態中抽身出來，社會之中的有錢人（the haves）必須老老實實地問自己，我能夠幫窮人（the have-nots）一把嗎？在一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崇尚經濟理性和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體制內，窮人不僅不會得到、也不配得到富人的幫助。可是不要忘記，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原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裏面，除了強調「分工」和「市場的無形之手」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人的「誠信」、「互助」和「利他」，是確保市場能夠有效運作的基本條件。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絕不會是一個和諧、穩定和重視人價值的公民社會。從這個角度看，富人幫助窮人，不過是一種明白利害關係的自利行為（an act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而已。

操控民意如履薄冰

操控民意如履薄冰　．林沛理

熱衷以影響媒體和操縱民意去塑造管治威信的香港特首曾蔭權，已被權力沖昏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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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六月七日香港百年一遇的大雨，使位於郊區的大澳一夜之間變成孤島。第二天電視新聞播放一段由政府新聞處發放的短片，片中特首曾蔭權在直升機上視察滿目瘡痍的大澳災區。 這個「救星從天而降」的戲劇性設計，令我想起二零零五年夏天颱風卡特里娜蹂躪新奧爾良，美國總統布殊乘坐空軍一號專機在災區上空飛行，作象徵性的巡視。的確，曾蔭權喜歡利用媒體來操控民意和建立形象，技巧方面當然有待增進，但熱衷甚至深信不疑的程度已經直逼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 在有關香港的政治論述中經常被引用的意大利政治理論家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在通俗的想像中是一個深懂權術和操縱之道的野心家。影響所及，就連社會心理學家設計問卷測量人格的操縱傾向時，也搬出馬基維利這個角色，將在問卷中取得高分、操縱傾向明顯的人叫「high Mach」，而得分較低、比較不具操縱傾向的人則叫「low Mach」。 曾蔭權自二零零五年三月董建華因身體問題請辭，接任第二任行政長官以來管治香港逾三年，一次復一次證明了他是個貨真價實的「high Mach」，因此也就遠較徹頭徹尾都是「low Mach」的董建華更適合當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管治香港從來不容易，因為香港的歷史命運、經濟制度和政治形勢，使它成為對其殖民地主人與祖國的牴觸的忠誠(divided loyalties)、親英勢力與親中勢力、保守派與激進派、大資本家與小市民、利益團體與政府明爭暗鬥的角力場。 對於不擅權術和操縱之道的low Machs，香港是沒有止痛藥可以服的偏頭痛。對於那些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那樣，認為權力是最令人亢奮的催情劑的high Machs，香港這個小城提供了一個做「政治秀」的大舞台。這所以深謀遠慮、喜歡玩弄權術的彭定康能夠將末代港督的角色演得出神入化，而頭腦簡單、自言討厭政治的董建華做首任特首卻要落荒而逃。 用馬基維利的話來說，董建華作為一個須平衡各方利益的領袖的阿基里斯的踝(Achilles' heel)，是無時無刻都想著如何行善(how to be good)，而善於鑽營、自保和深懂生存之道的曾蔭權卻最懂得順勢而為 。結果董建華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推行的「八萬五」政策，使他成為動搖香港繁榮根基的搖船者(the one who rocks the boat)；而曾蔭權竭力維護的高地價政策，卻使他絕對勝任香港建制與既得利益者的代理人（proxy）。 問題是一個立志向上爬的仕途主義者(careerist)，以謀取個人利益為最終目的，以操控民意和與政治盟友私相授受為管治的最有效手段，即使風光一時，遲早是要露出馬腳的。本來重視民意是一種立於不敗之地的政治正確，在短期內沒有可能推行普選的香港，按民意管治更是被剝奪了民主的香港人的最佳補償（the next best thing to democracy)。然而，一個將自己的管治權威和認受性繫於民意民情的政府其實是在薄冰上滑行，隨時有失足之虞。原因是民意既非一成不變(fixed)，更不是預設的（pre-determined），它隨時會因事態的發展而逆轉。 曾蔭權常常把「共識」兩個字掛在口邊，但他心目中的共識，明顯不是政府把社會不同階層的價值，整合成整體社會價值的那一種共識；而是接近美國知名的異見人士、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生產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中提出的、那種可以像生產汽車般「生產」出來的社會共識。喬姆斯基認為，美國的民主政府表面上對民意言聽計從，但暗地卻常常利用媒體對它作為一個主要新聞源（news source）的倚賴來影響輿論和操縱民意。 曾蔭權在任命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一事上，一如以往般開動了他的生產機器來製造社會共識，但當社會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表達了不滿之後，卻一直陷於否認狀態而不肯面對現實。這反映了一直善於玩弄權術的曾蔭權，已經被權力沖昏了頭腦，順勢而為已非他的強項。這會否是曾蔭權管治開始走下坡的分水嶺，我們且拭目以待。

民主的後退與前進

民主的後退與前進　．林沛理

民主是分配和轉移權力的政治制度，遵循「退一步，進兩步」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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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如果民主真的一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所言，乃一「確保人民得到其應得管治的機制」（Democracy is a device that ensures we shall be governed no better than we deserve），那麼馬英九當選成為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以及奧巴馬成為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候選人，為美國總統大選創造了歷史，應該被視為兩地百姓的重大勝利。 民主作為一種分配和轉移權力的政治制度，有一種內在、結構性缺陷：它給予人民投票和選舉的權利，但人民是可以被愚弄和操控的，他們在行使其政治權利時有時會違背自己的根本利益，作出某種可能是懲罰自己的（self-punishing）的決定，例如把自己的年輕人送上戰場等等。納粹德國高官戈林（Herman Goering）在紐倫堡接受審訊時表示，想開戰的永遠是領袖而非人民，但人民總會乖乖地順從領袖的意願。方法很簡單，只需要告訴人民國家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並將反戰者抹黑為喪權辱國的賣國賊。美國有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但英國歷史學家泰萊（A.J.P. Taylor）便說過，看著美國人怎樣將他們的根本利益混淆，常常令他眼界大開。在這方面，四年前布殊連任總統就是一個好例子。 布殊領導下的美國，赤字和失業率屢創新高，社會和醫療保障制度岌岌可危。他對於環境的肆意破壞，是自環保運動興起以來前所未見的。他給與富人的稅務優惠等同劫貧濟富。在外交政策上，明明薩達姆與九一一毫不相干，伊拉克也沒有大殺傷力武器，他硬要美國人相信侵略伊拉克是美國甚至全球安全的關鍵。他義無反顧地推行美國單邊主義（American Unilateralism）和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preemptive war），使美國在國際社會受到空前的孤立，由一個軍事上的巨人變成道德上的侏儒。 如果選民是成熟和理智的話，這樣慘不忍睹的差劣政績，本來應該可以大大削弱布殊連任的機會。可是結果布殊在大選中取得過半數五千八百萬張普選票，一洗之前一屆普選票較對手戈爾少五十萬張、靠最高法院的「皇恩浩蕩」上台而當弱勢總統的前恥。難怪他在其勝利演說中，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美國人表達了他們的心意」（America has spoken）。 在地球的另一邊，任期內極力煽動中國大陸與台灣，以及外省人與本土人的對立；並且不斷傳出濫權貪污醜聞的台灣總統陳水扁，零四年憑疑點重重的槍擊案以多出百分之零點二的微弱選票優勢險勝連任。這個令民主蒙羞的選舉結果，反映了台灣的選舉制度如初生嬰兒般幼嫩，而台灣的選民則如扯線木偶般容易被人操縱。 然而民主終究不是一盤棋局，選民的一子錯不足以導致滿盤皆落索。民主跟上帝一樣，給與人類行使他們自由意志的權利；而只要讓我們選擇，我們就有機會選擇錯誤。這是之所以因選民錯誤選擇而掌權的壞領袖是民主政治一部分的原因，一如犯罪是人類行為的一部分。關鍵是選民能否從他們的錯誤中汲取正確的教訓，在下一次選舉中以投票的方式向壞領袖或其代表的政黨說：「滾蛋，你違反了與我們簽訂的社會契約！」從這個角度看，民主制度的最大優越性（superiority），在於它有一個內置的自動調節機制（built-in self-correcting mechanism），讓選民在反複試驗和不斷摸索（trial and error）中糾正自己的錯誤。正因為這個原因，民主的質素跟選民的質素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優質民主只會產生於一個選民能夠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的學習型社會（learning society）。相反若壞領袖不斷在一個國家的民主選舉中脫穎而出，那麼這個國家的選民一定有某種難以克服的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y）。 馬英九當選總統，奧巴馬在民主黨的提名戰中勝出，證明了台灣和美國兩地的選民有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沒有陳水扁八年的「爛管治」，就沒有馬英九帶來的新氣象；沒有布殊的偷天換日和倒行逆施，就沒有奧巴馬的求變求新。民主的進程，往往就是這樣一個「退一步，進兩步」的發展模式。

曾蔭權的管治危機

曾蔭權的管治危機　．林沛理

曾蔭權所犯一連串錯誤不是孤立的個別事件，因此不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被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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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一場正在集結力量的風暴正在醞釀之中，遲早會威脅曾蔭權班子對香港的有效管治。 管理學的一條金科玉律是個人的領導才能取決於他採取的行動和所作決定，而不是其地位、身份和職銜 (leadership is action， not position)。曾蔭權在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所犯的一連串錯誤，並不是孤立的個別事件，因此不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被淡化。剛剛相反，它已經打開了一個潘朵拉盒子(Pandora's box)，令人對曾蔭權作為香港特首所必須具備的一些所謂「品格特質」(personality attributes)產生疑問。這些品格特質包括誠信(integrity)、值得信賴的程度(trustworthiness)和不偏不倚(neutrality)，亦構成了政治領袖的「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 香港政府的道德權威從來不足，這不是曾蔭權個人的問題。九七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港督由英國委任，香港政府一眾高官宣誓效忠的是他們的殖民地主人，道德權威早就蕩然無存。政府的聲望(popularity)建基於整個城市的繁榮穩定和有效管治。這樣的一個政府可以培養出奉公守法、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打拼的香港人，卻無法以願景、熱情、理想與良知去「以道德呼呼喚、動員」(move one to virtues)。美國總統甘迺迪那句膾炙人口的呼籲——不要問國家可為你做甚麼，而要問你可為國家做甚麼——對香港人來說，從來都是無法想像的。 九七後香港回歸祖國，但中央對民主派和香港人的不信任，使普選在香港的落實遙遙無期。此外，由於香港人對共產黨的恐懼和抗拒，以及香港與大陸兩地的文化差異，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無法從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兩大源頭中支取道德權威。結果，九七後香港政府的民望和認受性不升反跌，更遑論道德權威了。 不過，香港還有一個涉及各階層深層次矛盾的結構性問題，對政府的道德權威造成致命打擊。政府在社會本應扮演一個平衡和整合各方利益的角色(arbiter of interests)，並盡其所能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level playing field)。可是在香港，政府作為最多土地儲備的擁有者，以及高地價政策的最大受惠者，它扮演的不是維持公平競爭(fair play)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參與者(key player)。 的確，放眼全世界先進的國家和城市，只有香港政府夠膽厚顏無恥地在地產市場上兼任裁判與球員。因而若干經濟學家和自由市場的捍衛者如佛利民（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將香港奉為自由市場典範，其實是個美麗的誤會。香港政府強調的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laissez faire policy)，不過是要為「只要法律容許，怎麼搞都可以」的經濟現實，提供刀槍不入的「金鐘罩」保護而已。 這是管治香港的一個「髒秘密」(dirty secret)，曾蔭權沒有可能不知道。他既然不可以改變政府在一個嚴重向地產商利益傾斜的經濟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又無法逆轉高地價政策，便應該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做到知進退、分輕重和明是非。他不僅要真的做到不偏不倚，還要毫不含糊地讓人看到他的不偏不倚。否則的話，香港就會陷於貧富對立、官民爭利的新階級鬥爭之中；而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不做捕食者(predator)，就要做被捕食者(prey)。香港政府坐擁萬億儲備，誰不想分一杯羹？這樣一來，庫房和納稅人的金錢將會成為「在場者都可以參加的大抽獎」(free-for-all)。 一心要「做好這份工」的曾蔭權絕少談到道德，但一個沒有道德權威的領袖等於一個有嚴重傷殘的運動員——真正的優秀與偉大註定與他無緣。印度聖雄甘地從未在任何競選中當選，但是他改變了世界，並且啟發他人看見自己的潛能與價值。最終，他幫助印度自英國殖民地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台灣也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陳水扁從選舉中得到合法權威，卻在執政過程中徹底失去他的道德權威。

斷翅的歷史英雄主義

斷翅的歷史英雄主義　．林沛理

《赤壁》寫歷史而不寫人性，就像只有一隻翅膀，又如何飛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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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池塘結冰了，野鴨子往哪裏去？一向陽盛陰衰、只有力而沒有美、只能予人以興奮、不能予人以啟示的香港電影，九七之後它的英雄都往哪裏去了？其中一個關鍵的答案：歷史。務實、理智而市場觸覺敏銳的香港電影人，回歸後紛紛從中國的歷史中擷取靈感，刻意在作品中加入恢宏敘事（grand narrative）的元素，藉以確認和彰顯香港已回歸中國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在這方面，張之亮的《墨攻》和李仁港的《三國之見龍卸甲》皆是顯例。陳可辛的《投名狀》在今年四月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上連奪包括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等八個獎項，更確立了一種「歷史化的英雄主義」(historicized heroism)已成香港電影新主體性的重要元素。 在這樣的環境下，吳宇森的《赤壁》自然令人屏息以待。吳宇森的好萊塢之旅也許只是一場「錯誤的冒險」(misadventure)，但他作為香港電影英雄主義桂冠詩人(poet laureate)的地位仍然無可取代。他以《英雄本色》（八七年）、《喋血雙雄》（八九年）和《辣手神探》（九二年）三片，將警匪片的寫實、武俠片的浪漫與歌舞片的節奏結合起來，開創了一種風靡一時的電影類型——英雄片。從這角度看，吳宇森是將傳統與現代承先啟後，將東方與西方融會貫通的集大成者。 這再加上《赤壁》的製作條件和規模（耗資八千萬美金、集大陸、香港、台灣、日本的幕前幕後人才，並且得到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塑造了各界對它的合理期望——希冀它會是香港回歸十一年後出現的第一部恢宏敘事的電影傑作、一部忠於今日香港人處境和時代精神的《英雄本色》。 這個期望最終落空，因為吳宇森畢竟只是吳宇森，而不是他最崇拜的黑澤明或者森·畢京柏(Sam Peckinpah)。吳宇森深受黑澤明、森·畢京柏以至馬田·史高西斯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他從這些暴力大師中找到的，只是支撐他的美學和視覺風格的一些母題、素材和故事骨架。黑澤明將戰爭比喻為人的原罪，森·畢京柏以暴力反暴力，馬田·史高西斯寫暴力在現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吳宇森的電影中通通化作燦爛的煙花和精采的舞蹈。除了他最好的作品《英雄本色》之外，他的電影的審美情趣屬於視覺上和感官上，多於戲劇性和主題性。一言以蔽之，吳宇森的電影好看而不耐看，因為它們缺乏發掘人性的深度和細緻的戲劇趣味。 他以前的電影，故事大都發生於子虛烏有的幻想空間，所以它們的戲劇性缺陷還不算致命，但當他在《赤壁》企圖把主角提升到歷史人物和民族英雄的高度，問題馬上就浮現出來。歷史是以政治上的勾心鬥角構成的，但《赤壁》裏面的主要人物，除了張豐毅飾演的曹操稍為有點人味之外，每一個都似乎籠在淡淡的理想主義的光輝裏。他們面對死亡而毫無懼色，只是站起身來，迎面走過去。這使得《赤壁》只有歷史的場景、背景和氣氛而沒有歷史的真實與質地。誠然，寫歷史而不寫人性，就像只有一隻翅膀，又如何飛得起來？ 吳宇森無意探究歷史的真相與本質，因為歷史對他來說，只是一個戲劇處境。漢朝末年群雄爭霸的歷史，為他提供一個敘述框架，使他可以移花接木，將故事納入其歌頌男性友誼、展示暴力奇觀的慣常軌道。很明顯，今年六十二歲的吳宇森已經無意改變自己業已固化的拍片套路，或者嘗試從江湖向歷史挪移。 然而，任何對香港電影有深厚感情的人對吳宇森大概也不忍深責。的確，若在十五年前吳宇森拍罷《辣手神探》後就不再沾手電影，我們也只會感激他曾經存在過，並且給我們留下那麼多難忘的影像。作為電影作者，吳宇森最令人動容的是他對電影的熱情。無論何種題材，他總有辦法在上面留下鮮明的個人印記。看他的電影，你感受到拍電影(film-making)那種令人目眩神迷，樂不可支的興奮——那出人意表的剪接和蒙太奇、行雲流水的影機運動、手揮目送的場面調度，展示的正是在商業電影的範疇內，電影藝術的可能性。拍電影單純的樂趣在《赤壁》的某些場面變成了擋不住、沒法停下來(unstoppable)的影機運動(camera movement)——影片最後的二十分鐘幾乎可以用「無人駕駛」來形容，攝影機彷彿有了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意志(free will)。這種狂喜有時甚至使影片的反戰信息變得言不由衷：在它最令人振奮的時刻，《赤壁》是對戰爭的歌頌(celebration)而非批判(condemnation)

政治公關師余秋雨

政治公關師余秋雨　．林沛理

余秋雨公關技巧如此神乎其技，就連西方「政治化妝師」也要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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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我通通沒有讀過，但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是很了解這個人，知道他想用甚麼心計、謀略和手段來達到甚麼目的。給我這種感覺的，不是他在六月五日在博客上公開呼籲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而喪失子女的家長要「識大體、明大理」，不要被反華媒體利用。依我看來，這篇題為《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文章，讓他「袒胸露肩」和「無所遁形」的程度，遠遠不及他在兩個多星期後在四川衛視一個名為《重建精神家園——余秋雨訪談錄》的節目中，就有關愁雲慘霧的汶川地震可以怎樣與喜氣洋洋的北京奧運「取得協調」的談話。 節目中余秋雨坐在一端接受四川衛視的女主持寧遠訪問。他說北京奧運可以用最漂亮的方式，弘揚最微弱生命呈現出來的尊嚴。以生命作為主軸，「五一二」與奧運就連接起來。他接著以說書人的口舌，非常生動地講述了兩個「真實的故事」：一個在地震廢墟中被救出的小男孩在病床上說出京奧的理念——「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又把電視記者那個話筒當做奧運火炬。余秋雨用讚賞甚至歌頌的口吻說：「從廢墟裏面拯救出來的生命，期望的是奧運這樣精采的生命。」 之後余秋雨再侃侃而談他的第二個故事：另一個也是從災區中救出來的小男孩最崇拜劉翔。他在傳媒的安排下與劉翔通電話，祝福劉翔要跑得更快。果然劉翔又（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在大家的歡呼聲中，他首先聽到的是那個小男孩的聲音。在用如此充滿電影感(cinematic)的方式把故事說完之後，余秋雨難掩一臉志得意滿之色地說：「你看，這麼巧妙的搭建了『五一二』與奧運之間的基本邏輯。就是生命，最微弱的生命和最精采的生命。生命微弱的起點和生命輝煌的高點，在幾個月之間快速的走完了。所以我說，在生命的意義上，二零零八是精采的二零零八。」 聽到這裏，我禁不住大聲說了一句：Bravo (好極了)﹗從來沒有聽過這樣慷慨激昂、感情充沛又詩意盎然的「公關辭令」(PR speak)，更難以想像的是這套近乎無懈可擊的公關辭令竟然出自一個中國讀書人的口中。的確，單憑這幾句話，余秋雨就足以配稱今日中國首屈一指的「公關大師」(PR Guru)，成為Hill & Knowlton和 Burson Marsteller這些覬覦中國市場的跨國公關公司重金羅致的對象。余秋雨公關技巧如此神乎其技，不僅在大陸可以傲視同儕，就連美國總統布殊的高級政治顧問羅夫(Karl Rove)一類的西方「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也要自愧不如。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那篇令人困惑的《含淚勸告請願災民》便完全顯得合情合理了。在一個專為京奧應付傳媒和包裝形象、對媒體的負面報道(bad press)避若蛇蝎的「公關大師」眼中，請願災民正在不自知地為國家和中央製造一場「公關大災難」(PR disaster)，所以必須被直斥其非和嚴厲制止。 問題是一個德高望重的公共知識分子，為什麼一下子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善於對負面消息進行積極解釋的宣傳者和策劃人？為什麼一個博古通今的飽學之士，會願意用他的學問和才智，去「處理事實」和利用傳媒的「軌道」來影響公眾？在同一個節目中，余秋雨在談到文化人在地震之後有甚麼可以做的時候這樣說：「德國的大哲學家康德認為，最優秀的文化人、知識分子應該做的事情，是敢於在一切公共場合運用理性。」他引用康德，其實是要含蓄回應《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批評者。他自喻為勸說受難親屬不要揹屍首走路的防疫人員，企圖疏導自然災害引起的「情感災難」。 以余秋雨的博學，他一定讀過薩伊德(Edward Said)，也肯定對魯迅滾瓜爛熟。他們兩個不約而同地說過，知識分子應該站在底層的立場，向權力說真話，對權力做批判。他不可以只訴諸他的理性，因為經濟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也是一種理性，對某些人來說，它甚至是最高層次的理性。余秋雨長期高居大陸作家富豪榜的首位，也許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奧運建築與中國主體性

奧運建築與中國主體性　．林沛理    二十二卷二十九期 (2008-07-27)

「鳥巢」與「水立方」展現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但建築師和形式卻都來自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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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離八月八日開幕的北京奧運只有三個星期，全球華人最關心的，除了中國運動員的表現，就是中國人在面對世界、急於被國際社會接納的心理背景下會作一套怎樣的「自我表述」，以及這套自我表述會蘊含多少中華民族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既然從凡爾賽宮到萬里長城到紐約的新世貿中心，大型、政府支持的(state-sponsored)建築計劃往往被領導人用作向世人表態或自我期許的「意向聲明」(statement of intent)，也許我們可以從位於北京奧林匹克公園內的兩座龐然建築——形似鳥巢的國家體育館和又稱為「水立方」的國家游泳中心，窺見今日崛起中的中國的自我形象(self-image)，以及它希望在國際舞台上投射的理想形象 (ideal image)。 如果天安門廣場是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自信、自立和自給自足的象徵，那麼十里外的北京奧林匹克公園要宣示的，正是今日中國作為全球發展最迅速的經濟的雄心壯志。以其意念之新、想像之奇以及工程技術之先進，「鳥巢」和「水立方」皆堪稱當代的偉大建築。當今之世，除了杜拜之外，也許只有中國具備如此龐大的人力、財力和政治決心(political will)去開天闢地，在境內的地平線上樹立兩座如此驚世駭俗的陸標。 「鳥巢」的設計方案主體由一系列鋼桁架圍繞碗狀座席區編制而成，形似鳥巢，因而得名。它遠看像一座冰冷的雕塑，但其實一樑一柱皆有其建築和結構上的需要，而非只是製造視覺效果的粉飾妝扮。由打結金屬串成的弧形格子給人一種繃緊、甚至神經緊張的感覺；可是體育館頂部的中央卻是打開、沒有遮擋的。這外張而內弛、收放自如的建築結構，使「鳥巢」成為一座戲劇性豐富的體育館。在這個主會場舉行引人注目和充滿激情的奧運會開幕式和閉幕式，以及田徑和足球決賽等重大活動和賽事，可說是取得了形式與內容的結合。 與「鳥巢」相對而立的「水立方」，屋蓋和牆體的內外表面皆覆上類似鐵氟龍(Teflon)的半透明塑膠ETFE膜結構氣枕。國家游泳中心的面積接近八萬平方米，是全球最大的ETFE建築。然而它最匠心獨運的地方，是用建築的永恆和真實，去捕捉水泡的稍縱即逝和虛無縹緲。置身於「水立方」的主場館，就像在海底往上望一樣令人目眩神迷。 問題是這兩座象徵中國君臨天下的建築物，皆非出自中國本土建築師的手筆。當要向全世界言志的一刻來臨，中國選擇了做買方而非讓自己的建築人才在這個舉世矚目的舞台上亮相，並相信只要有錢，能買得到的東西自然不會差到哪裏去。結果北京的奧運建築未來色彩有餘而與傳統的交流、對話不足。這也許是因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總是橫眉豎目地要「革命」、要「打倒」，於是傳統與現代總是在互相傾軋、角力。結果現代與西方在今日的中國變成強勢和主流，就連由中國建築師負責設計和興建的數字北京(Digital Beijing)，從命名到建築的元素、基調和主題也是盡力要迎合現代化和西方的旨趣、口味。毫無疑問，就建築的規模及野心而言，「鳥巢」與「水立方」均展現了中國人罕見的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但最大的反諷在於如此重要、向世人展示民族自豪的「意向聲明」，所用的措詞和字彙，卻從國際建築的奢華現代主義(luxury-modernism)中撿拾而來。 的確，「鳥巢」與「水立方」即使在構思與執行方面非常成功，但兩者皆是驚人地複雜的電腦設計產物，對目下的建築潮流自覺得近乎亦步亦趨。也許北京要向西方發出的訊息是：你懂得做的，我必會做得更好。  這其實是一種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現。一個民族的自信並非建立在與其他民族的比較上，而是來自一種對自身文化的價值和內涵的深刻領悟和實踐。我們口口聲聲要西方「弄懂中國文化」 (get Chinese culture right)，但對自己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又有多少認識和認同？只希望北京奧運開幕禮的總導演張藝謀不會重蹈雅典奧運閉幕禮「北京八分鐘」的覆轍。

親疏有別的愚民政策

親疏有別的愚民政策　．林沛理

政府「派糖」爭取民心，往往弄巧成拙，製造新的矛盾，並導致社會進一步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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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任何略懂編劇之道的人都知道，當他們靈感枯竭、黔驢技窮的時候，只要加插一段追逐就可滿足觀眾(When in doubt, throw in a chase)。不知道香港特首曾蔭權及他的智囊有沒有學過編劇，但他最近的管治之道似乎是：一見形勢不對就派錢 (when in doubt, throw away some money)。他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承諾申請一百一十億港元（約十四億美元），推行十項「紓解民困」措施，美其名是要幫助基層市民和中產人士面對通脹所造成的壓力；但政府等到立法會會期最後一刻才提出這些措施，究竟是要應別人還是自己的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問題是以「收買」的方式管治註定失敗。「派糖」作為一種收買人心、安撫民怨的策略往往會弄巧成拙(self-defeating)，因為政府再多儲備和盈餘，也沒有可能收買所有人。於是，政府每派一次糖，就會親近一班人和疏遠一班人，製造一批受惠者和一批受忽略者。這不僅會製造新的矛盾和導致社會的進一步分化，更會「激進化」(radicalize)香港政治的文化、實踐和生態。原因是當政府放棄制定綜觀全局的策略性視野(strategic vision)，而暴露了其政策的「反應型」(reactive)甚至「他人導向」(others-directed)本質，它便無可避免地會被民意和傳媒牽著鼻子走。既然「政府派糖」變成一個勝負分明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受忽略的人(the excluded)必定比受惠的人(the included)更勇於表達意見。結果，抗議政治(protest politics)大行其道，政府解決社會根本問題的能力江河日下，而市民對政府管治能力的信心亦不斷下降。 「花公帑買民望」固然不智，更愚不可及的是冥頑不靈地為「親疏有別」砌詞狡辯。曾蔭權說他心目中真正的「親」是親近市民，以市民的利益為先；「疏」是疏遠市民，以自己的政治利益為先。如此厚顏無羞地指鹿為馬、自打嘴巴，令人無法相信出自香港行政長官之口。值得深究的是為何一向善於計算、懂得隨風轉向的曾蔭權，竟像香港電影人那樣坐井觀天、閉門造車，視香港人如記憶力嚴重衰退、頭腦簡單的鄉愚笨伯﹖是它低估了媒體的力量、香港人掌握資訊的能力，還是我們一直高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管治能力﹖可以肯定的是，曾蔭權要在這個資訊爆炸、媒體發達的全球化網絡時代實施有效管治，便要及早放棄他那一套在解釋「親疏有別」與「民望如浮雲」事件上令人看得目瞪口呆的愚民政策。政治是玩弄民意的把戲，只有最天真的人才會期望政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實話實說﹔可是說謊也有說謊的規則和技巧。政治領袖要慎言，因為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像鬼魂一樣走來纏住他」(come back to haunt him)。曾蔭權兩年前說政黨的親疏有別，今日在民怨沸騰、飽受批評之際提出一套親疏有別的新解。那一個曾蔭權是真情流露，那一個是言不由衷，不是已經很明顯嗎？ 老百姓並不是天生多疑的，他們大都願意相信執政者所說的話，美國心理學家占姆斯(William James)將這種人類容易相信宗教和權威的本性稱為「信的意志」 (will to believe)。問題是你要老百姓運用他們「信的意志」，那麼你說的話就算不是完全真實的(true)，也至少是可信的(credible)。公共行政理論強調的，是政府的公信力(credibility)，而不是它的誠實 (honesty)，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當一個政府在眾目睽睽之下說一個千瘡百孔、不堪一擊的謊言，後果可以是災難性的。它會直接影響政府管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因為說到底，沒有人願意被比自己愚蠢的人統治。香港不少精英始終懷念英國的殖民統治，而無法接受中共政權，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的智慧沒有受到尊重。共產黨的統治其實是一種精英統治，它的合法性建基於一種「黨永遠是對的」(The Party Knows Best)的精英思維。近年來中國人民生活的大幅改善為中國政府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正因為它反證了黨這次是對的。從這個角度看，曾蔭權的管治能力不如大陸的共產黨│他沒有為香港人盡力爭取民主，卻一次又一次承認「人民永遠是對的」(The people know best)。

對書展的卑微請求

對書展的卑微請求　．林沛理

對香港書展只有一個卑微請求：在寬廣場館留一寸空間，讓愛書人把書拿上手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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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剛結束的書展能否視為香港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大有討論的餘地，但毫無疑問地，它為入場人士提供了一種典型的、精髓的香港經驗，那就是與成千上萬、為同一目的而來的陌生人摩肩接踵的擠擁經驗。 擁擠是香港生活與香港經驗的主要元素：從上班下班的繁忙時間擠巴士和地下鐵，到在假日萬頭鑽動的旺角、銅鑼灣和尖沙嘴擠酒樓、商場和戲院。買樓、看病、註冊結婚、娛樂消費、為孩子找學校，通通要在兵荒馬亂、人頭湧湧的情況下進行。生活在香港，似乎去到哪裏都是人，固然是因為香港地小人多，而人口的分布又極不平均；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和單向性。 將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individuals)變成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消費群(consuming masses)，是資本主義的鬼斧神工。香港人喜歡隨大流、跟大隊，一窩蜂地做同一件事，跟資本主義內在的支配性本質有莫大關係。資本主義制度作為一種能使自身永久存在(self-perpetuating)的制度，擁有的是創造潮流與虛假需要，以及「召喚」群眾的能力。 翻開《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一書可發現，馬爾庫塞用「虛假需求」(false needs) 這個概念，解釋企業界和資本家怎樣利用產品的供應和宣傳以及廣告和潮流，來支配大眾的消費、行為，甚至喜惡和愛恨。所謂虛假需求，就是那些被大企業和資本家有組織、有策略地釋放給民眾的需求。這些需求的滿足給予我們一種虛假的幸福感和滿足感，並慢慢扼殺了我們對社會現實的關注。 馬爾庫塞筆下的「單向度的人」，就是那些完全受廣告與潮流支配，以滿足虛假需求為生活目標的人。 馬爾庫塞認為，虛假需求是資本主義的「生命力」(life force)：它帶動生產和消費，創造就業，促進經濟發展。簡言之，虛假需求以及它的滿足，是驅動資本主義社會持續運作的基本能量。 狡猾的商人透過無孔不入的廣告、宣傳和包裝，以及傳媒的推波助瀾，將虛假需要當成「非擁有不可之物」(must-haves)推出市場。缺乏警覺性的大眾不但沒有覺得自己被剝削和被操縱，反而以為有關的產品和服務完全符合他們的需要和利益。法國哲學家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把這種大眾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化和不假思索的服從，稱為「召喚」(interpellation)。 以香港書展為例，每年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就像執行嚴格指令一樣排隊入場，但他們有否想過書展究竟滿足了他們甚麼需要，而這個他們「得到」的書展又是否他們「應得」的(did they get the book fair they deserve)？ 書展提供的經驗，是否應該在本質上與看電影、逛年宵市場或工展會有所不同？是不是香港人體驗盛事的能力，已經狹窄和貧乏得無法跳出擁擠的範圍之外——就像部分的本地傳媒，彷彿不知閱讀為何物，不拍攝場館的水洩不通，不報道書商的貨如輪轉，就沒有關於書展的故事可講。 耶魯大學教授布魯姆(Harold Bloom)說過，閱讀最大的功用是幫助我們善用孤獨(the wise use of solitude)。閱讀不是要「殺死」時間，而是要學習怎樣跟時間做朋友。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抱著趁墟和看熱鬧的心理去書展，與所謂「理想的閱讀狀態」正好相反。當然，書展是一盤大生意，牽涉其中的不僅是入場人士的需要和興趣，還有參展書商的利益甚至生計。一個讓人「進入理想閱讀狀態」的書展又何來主辦商和參展商？其實我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至此，對書展我只有一個卑微的請求：在寬廣的場館留一寸之地，好讓我們這些愛書、惜書和讀書的人可以好整以暇地將書拿上手翻閱甚至細讀。這是不切實際的要求嗎？ 本地一家在中環、金鐘和尖沙嘴都有銷售點的大型影音產品零售商就像任何私人企業一樣唯利是圖，但它除了在最當眼處售賣最流行、最暢銷的產品以外，還騰出了空間賣古典音樂和爵士樂的唱片。你可以花一個下午在那裏聽你喜愛的唱片而不會受到滋擾。香港書展也有一個「讓人隨意入內體驗閱讀新感受」的「書意Caf」，但這個Caf設於書展的場館以外，位於通往金紫荊廣場出口的旁邊。這算不算是一種真情流露？■

自由香港的藝術見證

自由香港的藝術見證　．林沛理

只有相信自己從靈魂到肉體都十足自由的人，才可以畫出《奔向光明》這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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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在有關所謂「香港性」、香港經驗與香港的主體性於九七回歸後是否被蠶食的論述中，不識廬山真面目的往往就是身在此山中的人。 長久以來，香港人視自由如陽光空氣般理所當然。這種將思想上的自由和行動上的自由當做天賦的心態（sense of entitlement to freedom），給予香港人一種敢於嘗試、大膽創新的冒險精神，一種香港式的破格（Hong Kong license），為香港在文化上的自我書寫和經濟上的屢創奇蹟提供雄厚的精神資本。 可是自由與香港這至為重要的關係，在本土的香港論述中總是被淡化，甚至完全忽略；真正說到點子上的反而往往是清醒和心存感激的旁觀者。去年，文化思想家余英時在香港電台製作的《傑出華人系列》中，回想他在一九五零年由深圳到香港時，說他一跨過羅湖橋，就覺得「忽然頭上鬆了」。他說他在香港的生活「真的自由，無拘無束」，又將他的自由思想歸功香港，說倘若不是在香港成長，日後便不會敢想敢做很多事情。他更苦口婆心地提醒香港人，不要丟掉自由這「好東西」。 這「好東西」被丟掉了多少，以及是如何被丟掉的，當中又涉及甚麼各式各樣的抵抗與妥協，正是理解九七後香港人的身份危機與香港文化藝術創作的一個關鍵。舉個例，吳宇森的《赤壁》被大陸的學者和網民狠批為沒有歷史常識，但若從香港本位主義的角度看，這正反映了香港創作人怎樣苦心孤詣地嘗試擺脫歷史的鐵律（iron law）與邏輯，從而重新肯定自由這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在這個意義上，《赤壁》在歷史與想像、真與假、虛與實之間無法協調的深層次矛盾，其實反映了香港人在九七後既想被國族擁抱，又怕被擁抱得太緊以至窒息的心理掙扎。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今日確認自由為香港性的關鍵，便不難循此途徑，重新發現在各個藝術領域上足以體現這種香港性的具代表性，甚至定義性的作品（definitive work）。在香港電影之中，我們在王家衛、徐克、吳宇森以至周星馳的作品中可以輕易找到很多例子。我對繪畫的認識不深，但一幅最近由香港郵政用作首日封的作品，卻一看就令我想到香港，想到自由。 林文傑這幅畫題為《奔向光明》，再配合香港迎奧運的主題，可能會被誤以為是應景之作。其實這幅畫完成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林文傑創作此畫的目的，明顯是要抒懷言志而不是贈慶。這也是此畫最難能可貴之處——它展現了作者強烈的個性，以及他對繪畫作為視覺藝術的現代性與香港性的深刻理解。 林文傑以創立折光畫而聞名國際畫壇，但《奔向光明》那種綜合性的立體風格、對當下之真實的追求，以及由整體分裂出來的躍動感，卻處處令人想到畢卡索最喜歡用的「移動視點法」。傳統繪畫的美學觀點是模擬外物，美術的術語叫外物的「再現」（representation）。用這種方法畫馬，便要將馬畫得越真、越像才好。 可是林文傑畫馬，匠心獨運之處卻在於一方面以細緻的觀察，將馬或「馬」這個字的形狀與線條生動、鮮活地描繪出來；另一方面，又將他從不同視點所看到的，或者是心目中對馬的不同印象，都組合在同一畫面上。此畫面上的馬的形象是模糊的，甚至可說是變了形（disfigured）或者在瓦解之中（disintegrating），可是卻一如脫疆野馬般充滿躍動奔馳的感覺。的確，看《奔向光明》這幅畫，最好是站後一點看，然後再閉起雙目用心眼再看一回。在中外古今以馬為題的畫作中，少有像它那樣能同時捕捉到馬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外物（physical object）與作為一個存在於腦海中的意象（mental object）的神韻。 這所以用林文傑這幅作品做香港迎奧運的首日封可說是非常恰當。在這個意義上，就像金庸的武俠小說、周星馳的無厘頭文化與王家衛的《重慶森林》，《奔向光明》的天馬行空，體現的是香港人一生與自由談戀愛、視自由為不可或缺的生存條件的獨特心態。只有一個相信自己裏裏外外、從靈魂到肉體都十足自由的人，才可以畫出《奔向光明》這樣的作品。這是香港自由的藝術見證，值得香港人自豪。■

京奧的甜蜜與苦澀

京奧的甜蜜與苦澀　．林沛理

京奧開幕擁有最先進的技術和場景，但最後所說的與現代中國的價值和理念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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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作為一個要令全球四十億觀眾目瞪口呆的電視奇觀(made-for-TV spectacle)，舉世矚目的京奧開幕式幾乎可以說是無可挑剔。張藝謀的電影，不管是在顏色運用方面匠心獨運的《紅高粱》和《大紅燈籠高高掛》，極力追求中國詩和山水畫意境的《英雄》；還是金堆玉砌、窮奢極侈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即使有這樣或那樣的(有時是致命的)戲劇性缺陷，但全是一場場震撼觀眾感官的視覺盛宴。然而今日看來，這些電影不過是京奧開幕式這齣張藝謀一生的大戲的綵排而已。 在中央近乎無限量的支持下，張藝謀拿著一張沒有寫上金額的簽名支票，將他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想像，藉電影這製造和展覽奇觀的完美媒體，盡情地表現出來。如果四年前，張藝謀在雅典奧運會閉幕演出炮製的「北京八分鐘」展現的是一套將深邃、高遠的中國文化簡化、淺白化，甚至自我本質化的「自我東方主義論述」，那麼灌注京奧開幕式的，就是一股以身為中華兒女為榮的民族自豪感。可是，在展示中國人終於站起來的民族自尊的同時，在試圖用世界的語言來講述中國的故事的同時，京奧開幕式暴露出中國的傳統與現代，以至中國與西方的深層次矛盾，值得我們深思。 開幕式以《美麗的奧林匹克》為題的文藝表演，上篇《燦爛文化》從要一奉十的中華文化傳統中擷取靈感，堪稱佳句紛陳：二千零八位演員擊缶而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舞者在古琴伴奏下展出《千里江山圖》；三千藝員吟誦《論語》名句，配上活字印刷的表演；宏偉地圖展現中國古老的絲綢之路，一條巨型船槳模擬「鄭和下西洋」的情景；逾萬演員構成唐、宋、元、明、清五朝的名畫《遊春圖》和《清明上河圖》……在在都散發出一種雄渾的美、一種要言不繁的說服力和一種顧盼自豪的文化自信。 可是當表演由上篇轉入下篇《輝煌時代》，從傳統返抵現代，便馬上變得徒具形式而沒有內涵。郎朗與五歲小女孩的演奏只是一場不時在文化中心看到的高檔次鋼琴表演；千名演員搭建鳥巢、二千零八名太極表演者排成「天圓地方」，無疑蔚為奇觀，但其中所指涉的意義——天人合一和幸福生活——不過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政治正確和陳腔濫調而已。很明顯，對總導演張藝謀來說，文化中國和中國文化是可以取之不盡的繆思女神，但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國以及她所代表的一切，卻是一個他無法與全球觀眾談論的忌諱，甚至禁忌。 這正是今次京奧開幕式令中國人看得既自豪又慚愧的原因。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和印刷術當然是中國人偉大的發明，《論語》、《千里江山圖》、《遊春圖》和《清明上河圖》也無疑是我們珍貴的文化遺產。可是，倘若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和自豪，只純然建立在古代的發明和傳統的文化之上，那又何嘗不是一種難堪和悲哀？ 的確，我實在無法想像一眾國家領導人在席上觀賞開幕式時是怎樣的百感交集。經七年籌辦、四個半月的聖火傳遞風波，再加上雪災、地震和恐怖分子襲擊的天災人禍，百年奧運夢圓的一刻終於來臨。中國政府手執話語權，擁有最先進的說故事技術和場景，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全神貫注，但最後她所說的故事卻竟與自己的奮鬥和成功、價值和理念無關。中國政府在細嚐舉辦奧運成功的甜蜜的同時，想必也嚐到一點苦澀、無奈和惆悵。 新中國在關鍵的一刻把舊中國拿出來令洋人嘆為觀止，但心裏清楚自己沒有得到西方的完全接納，也許永遠不會。這所以京奧開幕式有一股中國與西方角力的暗流，與它所宣揚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信息格格不入。表演的其中一個高潮，也是洋人唯一出現的環節，是中國歌手劉歡與英國女高音莎拉‧布萊曼(Sarah Brightman)合唱大會的主題曲《你和我》 (這首歌的英文名不是直譯的《Me and You》，而是《You and Me》，可見中國與西方，仍然像我與你、中文與英文一樣壁壘分明)。這首歌的女聲演唱部分音調極高，再加上過於大陸化的詞曲，使身經百戰的布萊曼在演唱時「洋」相盡出。她用近乎粵劇的唱腔把英文的歌詞一字一句吐出來，聽上去似發音不正的普通話而非純正的英語。這是有主場之利的中國文化，在全世界的注視下，對西方文化的一次粗暴蹂躪。■

也談中國受挫之痛

也談中國受挫之痛　．林沛理

只有批判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的華人作品，才能滿足美國對所謂「中國性」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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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曾任柏克萊加州大學新聞研究院院長的夏偉（Orville Schell）專門研究中國歷史及中美關係，被美國知識界和新聞界尊稱為「中國問題專家」。他本月初在《新聞週刊》發表一篇題為《中國受挫之痛》（China's Agony of Defeat）的主打文章，指今日的中國雖然日益強大，但思維方式仍然充滿受害意識。 這種論調出自一個帝國主義大國的作者，全文又隻字不提在中國近代史上，作為殖民者和侵略者的日本和西方列強，怎樣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和試圖消弭他們的民族主體性，實難以洗脫用「怪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策略來文過飾非的嫌疑。 此文同時引述了一九八七年從中國移居紐約的電影和劇場導演陳士爭的話。他說：「幾乎可以說，我們體內有某種遺傳基因，促使我們自動對外國人的批評和數落作出時而偏激的回應。」 陳士爭執導的電影《暗物質》（Dark Matter）體現了這種對中國人的成見，它借一班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失禮失德和失控失常，渲染了中國人民族性格的劣根性和陰暗面，即片名所指的「暗物質」。 這令我想到美籍華裔作家譚恩美（Amy Tan）不久前接受《新聞週刊》的訪問，談及以她祖母的悲慘一生為故事大綱的新書《接骨師的女兒》（The Bonesetter's Daughter）時所說的一番話。譚恩美說：「祖母從來沒有發言的權利。她被姦污，最後自殺。她的悲劇就像遺傳基因一樣代代相傳下去。」 這也許正是電影和劇場導演陳士爭和作家譚恩美在美國受到抬舉和厚愛的部分原因﹕美國藝壇和文化市場不需要它自身文化的摹仿者和複製品，更不需要來自東方、關於現代文明的任何表述。 美國能夠接受，甚至選擇表揚的「外來作品」，尤其是中國或以中國為題的作品，最好能夠呈現出一個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人形象」或「歷史中國」。這些作品應該像《暗物質》和《接骨師的女兒》那樣，以令人震驚的方式，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以至中國的歷史、社會和文化進行批判。也只有這類文學作品和藝術創作，才能夠認同和回報美國對中國文化的期待和視野，以及滿足美國人對中國人和所謂「中國性」的想像。 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早前到香港書展講座的旅美小說家哈金。他的作品得到美國評論界的青睞，跟「責難中國」這個當地的社會和文化現象大有關係。權威的《紐約書評》就曾經指出，哈金的重要性在於他屬於「極少數的作家，能夠以不錯的英文，告訴我們『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是怎樣的一種經驗』」。也就是說，雖然哈金的英文只是「不錯」（這種措辭背後隱藏的文化優越感實在可圈可點），但因為他「提供的資料太罕有」，所以重要性無可置疑。 由此可見，哈金作品這種在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性」和「批判性」，而非它「只是不錯」的寫作，才是它受到美國評論界青睞的主要原因。這解釋了為什麼他的最新作品《自由生活》（A Free Life）自去年出版後不但銷情不佳，並且得到的評價毀多於譽。 這個長篇是哈金第一本以美國做背景的小說，這次哈金不再將自我壓抑、自我犧牲的受害者本性強加於他小說的中國人主角身上，反而專注描寫中國人移民到美國在同化過程中作出的掙扎，以及實踐美國夢的代價。 當然，在作品中展示有嚴重「自我受害者化」傾向中國人形象的，不僅是海外華人藝術家的「專長」，好此道者還包括一些急於得到西方認同，甚至認可的一些中國大陸本土藝術家。有心逢迎也好，不知不覺也好，他們挖空心思要將「仇恨情結」和「受害者情結」——兩者皆被西方評論界詮釋為中國藝術創作和文化實踐的「中國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以中國電影為例，自我厭惡甚至自我憎恨，在近二十年電影導演的集體想像中，一直佔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隨便舉幾個例子：陳凱歌奪康城（坎城﹑戛納）影展金棕櫚獎的《霸王別姬》，暗示中國近代的歷史悲劇植根於中國人的悲劇性民族性格；最近在香港上演、劉奮鬥導演的《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將所謂「有中國特色的偉大愛情」放置在一個虐與被虐、互相仇恨與互相折磨的語境和關係中衍生意義

京奧美學的弔詭

京奧美學的弔詭　．林沛理

京奧開幕式和閉幕式儘管強調天人合一，但難掩追求國家主義美學極致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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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作為一個向國際社會展示成就、風采和實力的盛會(coming—out party)，京奧的成功，就像中國運動員取得金牌的數目之多一樣，不僅超出了中國自己的預期，也超出了西方的想像。西方傳媒對京奧開幕式的所謂「假腳印」和「假唱」事件窮追猛打，報道和批評表面上體現新聞工作者的求真精神；但細心咀嚼這個義正詞嚴的果實，會嚐到酸溜溜和苦澀的味道。那是輸不起的失敗者(bad loser)的特殊「體味」，一如在魚市場工作的人雙手難免有腥味。 奧運既被譽為地球上最精采的表演(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它的娛樂功能、觀賞價值，以及是否適合／方便電視的轉播(TV—friendliness)，從來都是國際奧委會和主辦城市的重要考慮。奧運開幕式本來就是一場極視聽之娛、讓全球觀眾透過電視轉播看得目瞪口呆、心花怒放的大型娛樂表演(extravaganza)。對這樣的表演而言，「造假」不是無傷大雅，而是順理成章，甚至天經地義。如果美國媒體覺得受到冒犯，那是因為開幕式提醒了它，在今日人才、科技和資金以高速向全世界流動的全球化年代，好萊塢再沒有以假亂真的壟斷權和專利權。它受到傷害，是因為目睹美國人在他們最擅長的遊戲中被擊敗(beaten at its own game)。 這樣說好像是要為張藝謀及最近燃燒到沸點的中國民族主義做啦啦隊長，其實不然。美國傳媒對京奧開幕式的批評儘管多是不懷好意和無中生有，但偶爾也會一矢中的。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一期美國《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有一篇影評人雷里(Anthony Lane)寫的題為《The Only Games In Town》的文章，講述他在北京看首週奧運的感受。他說京奧開幕式的參考對象是被稱為「奇觀之母」的德國導演雷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奉希特勒之命，為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所拍的《奧林匹亞》(Olympia)。他認為，京奧與柏林奧運一樣，為一個遭西方列強排擠的崛起中大國提供一個耀武揚威的舞台；而不約而同地，希特勒與北京的領導人都將這個至為重要的任務，付託於其國內最善於鋪排大場面、大氣勢和大群體的電影導演。這個說法對中國不盡公平—京奧開幕式與閉幕式極力強調的天人合一、世界大同和種族和諧，跟《奧林匹亞》宣揚的「戰鬥、勝利」的群眾狂熱和軍國主義精神相距甚遠。但無可否認，京奧開幕式與閉幕式製造出一種紀律的美、秩序的莊嚴和權力的崇高，那份要將國家主義和群體主義的意象放大到美學極致的用心，以及對控制、服從和克己的著迷，的確很有法西斯美學的特點。 誠然，看京奧開幕式與閉幕式，歎為觀止的同時，你不得不問自己：哪一類社會最善於製造這種「人肉奇觀」？答案是在政治體制上權力高度集中，在社會價值上重視官僚權威、紀律與服從，將集團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威權主義國家。無怪乎最擅長這類大型團體操(mass games)表演的國家是北韓，而京奧開幕式與閉幕式的文藝表演，又不時令人想到萬眾一心、化個人的自由意志為集體意志的閱兵式。在這個意義上，京奧開幕式與閉幕式其實沒有令全世界的電視觀眾對中國改觀，而只是以一種驚人地壯觀的方式，讓他們見識了中國動員與操控群眾的能耐。若單論觀賞性，在閉幕式上演的《倫敦八分鐘》當然膛乎其後，但它那份不刻意逢迎、不急於取悅的文化自信，那種對單一性(individuality)與多樣性 (diversity)的尊重，卻直教中國人看得百感交集。 京奧是一篇關於集體凌駕個人、人民服從國家的宏大敘述。作為中國運動團隊中最突出，甚至唯一的一個個人主義者，劉翔在最後的一刻退出，又陰錯陽差地吻合了劇情的發展。劉翔只是中國參加奧運的芸芸運動員之中的一個，他的表現再出色，也只會為中國多獲得一面金牌，或者多打破一項世界紀錄。可是他的光芒掩蓋了整支中國隊，使京奧有時幾乎變成了「關於一個人的奧運」。於是劉翔成為一個使事情不能順利進行、破壞良好現狀的搗亂者。這樣的脫韁野馬即使不被懲罰和囚禁，也必須被馴服和箝制。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獲悉劉翔退出後，立即致電國家體育總局表示對他的「親切慰問和熱情鼓勵」，又豈是無因？■

媒體的選擇與擔當

媒體的選擇與擔當　．林沛理

香港立法會選舉，媒體扮演的不是啟蒙的角色，只是上演真人秀，將民主貶為「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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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剛結束的香港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和投票人數都遠較上屆為低，由於參與政治（political participation）與透過參與能夠在政治上起什麼作用（political efficacy）有密切關係，今次選舉固然反映了香港人對立法會議員作為改革使者（change agent）的角色已經不再抱存幻想，但另一方面亦暴露出本地傳媒為刺激收視及將競爭對手比下去，而不惜將民主（democracy）貶值成「笨主」（dumbocracy）的危險傾向。 立法會是香港最重要的政治選舉，再加上今屆五十三張名單爭奪三十個直選議席，選情空前激烈，自然成為本地媒體重點報道的對象。可是，從處理這宗新聞的種種操作和手法可見，在這個新聞的生產與包裝越來越商業化、新聞與娛樂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的年代，媒體特別是電子傳播機構似乎更善於強化處理小道新聞，並將之設計成有轟動效應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但面對與公眾利益有關的新聞事件（news event），卻反而表現得進退失據，甚至完全不靠譜。 香港八大電子傳媒製作的立法會選舉節目，不管是叫作《直選論壇》還是更老實一點的《直選擂台》，首要任務不是要幫助選民在充分考慮過候選人所代表的利益，以及他們的理念、表現、能力和識見之後，作出明智的決定（informed choices）；而是要做一個「精采的節目」（電視人的慣用語是「good show」）給電視機前的觀眾欣賞。與其說這些是選舉節目，倒不如說是另類的「真人秀」（reality show）：跟《飛黃騰達》（The Apprentice）和《生還者》（Survivors）的參賽者一樣，可憐的立法會候選人就像角鬥士一樣在場內互相廝殺。互揭瘡疤（mud-slinging）既是這個遊戲的名稱，也是它的規則。 這恰恰反映了傳媒，一如公信力和中立性最近備受質疑的民意調查機構，自有其秘而不宣的意圖與議程（hidden agenda）。倘若我們仍然相信它們所代表和追求的是超越一切的所謂大眾或整體利益，則未免太天真了。這既不是什麼真知灼見，也不是犬儒主義，只是政治常識而已。早在一九零八年，記者出身的美國學者本特利（A.F. Bentley）已經在其代表作《政府過程：社會壓力研究》（ Process of Government: 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s）中提出「政府過程」這概念 。「政府過程」指以政府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活動，包括利益表達、利益整合、決策和決策的施行。 本特利認為，所謂政治，說穿了，就是指利益團體的活動和操作怎樣左右，甚至主宰政府的決策和行為。故此政治必然涉及交易、遊說和利益輸送。所有政客和政黨都是利益團體發揮影響力和產生作用的工具，而只有利益團體才可以構成重要的政治勢力，市民要影響政府的政策，就別無選擇地必須參與成為這些利益團體的成員。根據本特利的分析，利益團體可分為兩大類：像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那些「組織團體」（organization group），以及那些像環保組織、志願團體和智庫的聲稱代表公眾利益或為正義發聲的「議政團體」 （discussion group）。從這個角度而言，新聞及傳播機構作為議政團體不僅不是「高於政治」（above politics），而只是政治的一個構成部分。 於是一味追求收視率與娛樂價值的傳媒，與渴望政壇像電視劇一樣忠奸分明的受眾，將選舉資訊的傳播與接收變成了一個「垃圾入、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廢物處理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之中，整個社會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傳媒是現代社會的主要機制，位於娛樂活動和資訊傳送的中心，是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驅動者和政治現實的詮釋者與調解者。如果它只懂得製造「good show」，而將選舉庸俗化和娛樂化，便不僅敗壞品味、痴鈍感覺，更混淆視聽、削弱判斷。用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話說，這樣的傳媒是把「啟蒙的可能」變成了「野蠻化的可能」，使大眾成為一群愚民。■

中產階級的永恒困境

中產是一種思想狀態多過是一種經濟狀況，是一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心理。

九月七號的香港立法會選舉迫在眉睫，在寸土必爭的激烈選戰中，中產階級成為很多候選人刻意討好的對象；「我感受到你們的痛楚」是在今次選舉起著核心聚焦作用的其中一項「主導母題」（leitmotif）。

這 其實並不令人意外。每隔一段日子，媒體就會出現一些關於中產階級困境的報道。在美國，這闋不斷重彈的舊調永遠有知音：以行政人員鬥個你死我活為題的「真人 秀」電視節目《飛黃騰達》（The Apprentice）大受歡迎；《雙收入家庭的窘局：中產父母為何瀕臨破產》（The Two-Income Trap: Why Middle-Class Mothers & Fathers Are Going Broke）這類書長期佔據《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高位；就連克里輸掉總統大選，也有論者歸咎於他對中產階級的處境關懷不足。

在香港，中產 階級的處境和政治取態備受關注。在最被廣泛接受的一套主流論述中，他們的噩夢始自九十年代末期香港泡沫經濟的爆破。隨著經濟環境變壞，昔日高薪厚職的中產 階級成為被公司「開刀」的對象；而房地產價格大跌，亦使他們飽受負資產問題的困擾。整體而言，他們交最多的稅，但享受到的福利卻微不足道。

至 於中國，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中產階級作為一股社會勢力已然崛起。他們所受的教育、具備的專業技能與知識智能，使他們在市場競爭中與藍領階層相比處於優 勢。然而，本性多疑的媒體還是一心要挖中產的瘡疤。早前一個調查顯示，年薪十萬的人群是最辛苦又沒有滿足感的。這樣的調查結果，便最合媒體的胃口。

於是，中產階級的困境，就像一條大部分時間都潛在水裏，偶爾才會高高地跳上水面呼吸的巨鯨一樣，平時雖然看不見，但沒有人會懷疑它的存在；而中產階級的不滿對社會穩定、和諧的威脅，就像好萊塢電影《大白鯊》（Jaws）裏面的殺人魚，不必經常現身也令人提心吊膽。

問 題是中產階級的困境有多少建基於現實，有多少憑空想像？其實關於中產階級的嚴格、統一的定義，根本從來就不曾存在過。你可以從社會地位、職業、收入、教育 程度、生活習慣，甚至消費模式等指標來界定中產。但說到底，中產階級是一種思想狀態多過是一種經濟狀況。基於一種紮根於人性深處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的心理，在一個比較富裕的社會，大部分人都當自己是介於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

這解釋了為何「中產階級困境」可以成為一個永恆的話題。電影和電視是大眾娛樂模式，媒體是大眾傳播機構，它們要迎合、滿足的順理成章是社會最大多數人的自戀和自憐心態。既然有關中產階級困境的故事和報道最容易引起受眾的共鳴，它們又何樂而不為？

藝 術家對中產階級困境的題材情有獨鍾，看在他們的眼裏，所謂中產階級困境，根本就是現代人的生存處境。法國現代主義作家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膾炙人口的小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正是借女主角艾瑪枯木死灰的婚姻生活，批判中產階級的勢利、庸俗和偽善。物質生活的豐盛無法彌補他們精神的空虛和道德想像力的貧乏。她日 日如是地在屋子裏一家密閉而又缺乏陽光、空氣與景觀的小餐房裏吃水煮牛排；最後她的丈夫啃食牛肉的聲音，成為驅使她紅杏出牆和離家出走的一股神秘力量。

在 中文寫作的世界，有關中產階級困境最入木三分的刻劃，來自一本一九四七年於上海初版的小說。錢鍾書將婚姻比作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裏頭的人想出來。無 論是想進去的人，還是想出來的人，其實都是把婚姻看成了解決問題的手段。他們以為通過結婚或者離婚就能更接近幸福，但最後發現城裏有城裏的麻煩，城外有城 外的痛苦，哪裏都不是天堂。

然而《圍城》寫的又豈止是愛情和婚姻？圍城根本就是一種典型的中產心態。無產階級千辛萬苦要晉身中產階層，中 產人士又千方百計想將自己從味同嚼蠟的中產生活釋放出來。小說的主角方鴻漸鄙視世俗的一切，可是被世俗一再迫入死角的他還有甚麼辦法？從俗不可耐的上海逃 出，他最後不是還得回去嗎？身為小資產階級的方鴻漸做不成大資產階級，又沒有膽量去嘗試或者選擇無產階級的生活；結果只好永遠在生活的巨浪中被裹帶著前 行。這，而不是負資產或者收入下降，才是中產階級的永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