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談中國受挫之痛 ．林沛理 |
| 只有批判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的華人作品，才能滿足美國對所謂「中國性」的想像。 |
| 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曾任柏克萊加州大學新聞研究院院長的夏偉（Orville Schell）專門研究中國歷史及中美關係，被美國知識界和新聞界尊稱為「中國問題專家」。他本月初在《新聞週刊》發表一篇題為《中國受挫之痛》（China's Agony of Defeat）的主打文章，指今日的中國雖然日益強大，但思維方式仍然充滿受害意識。 這種論調出自一個帝國主義大國的作者，全文又隻字不提在中國近代史上，作為殖民者和侵略者的日本和西方列強，怎樣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和試圖消弭他們的民族主體性，實難以洗脫用「怪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策略來文過飾非的嫌疑。 此文同時引述了一九八七年從中國移居紐約的電影和劇場導演陳士爭的話。他說：「幾乎可以說，我們體內有某種遺傳基因，促使我們自動對外國人的批評和數落作出時而偏激的回應。」 陳士爭執導的電影《暗物質》（Dark Matter）體現了這種對中國人的成見，它借一班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失禮失德和失控失常，渲染了中國人民族性格的劣根性和陰暗面，即片名所指的「暗物質」。 這令我想到美籍華裔作家譚恩美（Amy Tan）不久前接受《新聞週刊》的訪問，談及以她祖母的悲慘一生為故事大綱的新書《接骨師的女兒》（The Bonesetter's Daughter）時所說的一番話。譚恩美說：「祖母從來沒有發言的權利。她被姦污，最後自殺。她的悲劇就像遺傳基因一樣代代相傳下去。」 這也許正是電影和劇場導演陳士爭和作家譚恩美在美國受到抬舉和厚愛的部分原因﹕美國藝壇和文化市場不需要它自身文化的摹仿者和複製品，更不需要來自東方、關於現代文明的任何表述。 美國能夠接受，甚至選擇表揚的「外來作品」，尤其是中國或以中國為題的作品，最好能夠呈現出一個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人形象」或「歷史中國」。這些作品應該像《暗物質》和《接骨師的女兒》那樣，以令人震驚的方式，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以至中國的歷史、社會和文化進行批判。也只有這類文學作品和藝術創作，才能夠認同和回報美國對中國文化的期待和視野，以及滿足美國人對中國人和所謂「中國性」的想像。 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早前到香港書展講座的旅美小說家哈金。他的作品得到美國評論界的青睞，跟「責難中國」這個當地的社會和文化現象大有關係。權威的《紐約書評》就曾經指出，哈金的重要性在於他屬於「極少數的作家，能夠以不錯的英文，告訴我們『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是怎樣的一種經驗』」。也就是說，雖然哈金的英文只是「不錯」（這種措辭背後隱藏的文化優越感實在可圈可點），但因為他「提供的資料太罕有」，所以重要性無可置疑。 由此可見，哈金作品這種在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性」和「批判性」，而非它「只是不錯」的寫作，才是它受到美國評論界青睞的主要原因。這解釋了為什麼他的最新作品《自由生活》（A Free Life）自去年出版後不但銷情不佳，並且得到的評價毀多於譽。 這個長篇是哈金第一本以美國做背景的小說，這次哈金不再將自我壓抑、自我犧牲的受害者本性強加於他小說的中國人主角身上，反而專注描寫中國人移民到美國在同化過程中作出的掙扎，以及實踐美國夢的代價。 當然，在作品中展示有嚴重「自我受害者化」傾向中國人形象的，不僅是海外華人藝術家的「專長」，好此道者還包括一些急於得到西方認同，甚至認可的一些中國大陸本土藝術家。有心逢迎也好，不知不覺也好，他們挖空心思要將「仇恨情結」和「受害者情結」——兩者皆被西方評論界詮釋為中國藝術創作和文化實踐的「中國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以中國電影為例，自我厭惡甚至自我憎恨，在近二十年電影導演的集體想像中，一直佔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隨便舉幾個例子：陳凱歌奪康城（坎城﹑戛納）影展金棕櫚獎的《霸王別姬》，暗示中國近代的歷史悲劇植根於中國人的悲劇性民族性格；最近在香港上演、劉奮鬥導演的《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將所謂「有中國特色的偉大愛情」放置在一個虐與被虐、互相仇恨與互相折磨的語境和關係中衍生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