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是一種思想狀態多過是一種經濟狀況，是一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心理。
九月七號的香港立法會選舉迫在眉睫，在寸土必爭的激烈選戰中，中產階級成為很多候選人刻意討好的對象；「我感受到你們的痛楚」是在今次選舉起著核心聚焦作用的其中一項「主導母題」（leitmotif）。
這 其實並不令人意外。每隔一段日子，媒體就會出現一些關於中產階級困境的報道。在美國，這闋不斷重彈的舊調永遠有知音：以行政人員鬥個你死我活為題的「真人 秀」電視節目《飛黃騰達》（The Apprentice）大受歡迎；《雙收入家庭的窘局：中產父母為何瀕臨破產》（The Two-Income Trap: Why Middle-Class Mothers & Fathers Are Going Broke）這類書長期佔據《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高位；就連克里輸掉總統大選，也有論者歸咎於他對中產階級的處境關懷不足。
在香港，中產 階級的處境和政治取態備受關注。在最被廣泛接受的一套主流論述中，他們的噩夢始自九十年代末期香港泡沫經濟的爆破。隨著經濟環境變壞，昔日高薪厚職的中產 階級成為被公司「開刀」的對象；而房地產價格大跌，亦使他們飽受負資產問題的困擾。整體而言，他們交最多的稅，但享受到的福利卻微不足道。
至 於中國，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中產階級作為一股社會勢力已然崛起。他們所受的教育、具備的專業技能與知識智能，使他們在市場競爭中與藍領階層相比處於優 勢。然而，本性多疑的媒體還是一心要挖中產的瘡疤。早前一個調查顯示，年薪十萬的人群是最辛苦又沒有滿足感的。這樣的調查結果，便最合媒體的胃口。
於是，中產階級的困境，就像一條大部分時間都潛在水裏，偶爾才會高高地跳上水面呼吸的巨鯨一樣，平時雖然看不見，但沒有人會懷疑它的存在；而中產階級的不滿對社會穩定、和諧的威脅，就像好萊塢電影《大白鯊》（Jaws）裏面的殺人魚，不必經常現身也令人提心吊膽。
問 題是中產階級的困境有多少建基於現實，有多少憑空想像？其實關於中產階級的嚴格、統一的定義，根本從來就不曾存在過。你可以從社會地位、職業、收入、教育 程度、生活習慣，甚至消費模式等指標來界定中產。但說到底，中產階級是一種思想狀態多過是一種經濟狀況。基於一種紮根於人性深處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的心理，在一個比較富裕的社會，大部分人都當自己是介於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
這解釋了為何「中產階級困境」可以成為一個永恆的話題。電影和電視是大眾娛樂模式，媒體是大眾傳播機構，它們要迎合、滿足的順理成章是社會最大多數人的自戀和自憐心態。既然有關中產階級困境的故事和報道最容易引起受眾的共鳴，它們又何樂而不為？
藝 術家對中產階級困境的題材情有獨鍾，看在他們的眼裏，所謂中產階級困境，根本就是現代人的生存處境。法國現代主義作家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膾炙人口的小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正是借女主角艾瑪枯木死灰的婚姻生活，批判中產階級的勢利、庸俗和偽善。物質生活的豐盛無法彌補他們精神的空虛和道德想像力的貧乏。她日 日如是地在屋子裏一家密閉而又缺乏陽光、空氣與景觀的小餐房裏吃水煮牛排；最後她的丈夫啃食牛肉的聲音，成為驅使她紅杏出牆和離家出走的一股神秘力量。
在 中文寫作的世界，有關中產階級困境最入木三分的刻劃，來自一本一九四七年於上海初版的小說。錢鍾書將婚姻比作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裏頭的人想出來。無 論是想進去的人，還是想出來的人，其實都是把婚姻看成了解決問題的手段。他們以為通過結婚或者離婚就能更接近幸福，但最後發現城裏有城裏的麻煩，城外有城 外的痛苦，哪裏都不是天堂。
然而《圍城》寫的又豈止是愛情和婚姻？圍城根本就是一種典型的中產心態。無產階級千辛萬苦要晉身中產階層，中 產人士又千方百計想將自己從味同嚼蠟的中產生活釋放出來。小說的主角方鴻漸鄙視世俗的一切，可是被世俗一再迫入死角的他還有甚麼辦法？從俗不可耐的上海逃 出，他最後不是還得回去嗎？身為小資產階級的方鴻漸做不成大資產階級，又沒有膽量去嘗試或者選擇無產階級的生活；結果只好永遠在生活的巨浪中被裹帶著前 行。這，而不是負資產或者收入下降，才是中產階級的永恆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