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September 20, 2008

親疏有別的愚民政策

親疏有別的愚民政策 .林沛理
政府「派糖」爭取民心,往往弄巧成拙,製造新的矛盾,並導致社會進一步分化。



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任何略懂編劇之道的人都知道,當他們靈感枯竭、黔驢技窮的時候,只要加插一段追逐就可滿足觀眾(When in doubt, throw in a chase)。不知道香港特首曾蔭權及他的智囊有沒有學過編劇,但他最近的管治之道似乎是:一見形勢不對就派錢 (when in doubt, throw away some money)。他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承諾申請一百一十億港元(約十四億美元),推行十項「紓解民困」措施,美其名是要幫助基層市民和中產人士面對通脹所造成的壓力;但政府等到立法會會期最後一刻才提出這些措施,究竟是要應別人還是自己的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問題是以「收買」的方式管治註定失敗。「派糖」作為一種收買人心、安撫民怨的策略往往會弄巧成拙(self-defeating),因為政府再多儲備和盈餘,也沒有可能收買所有人。於是,政府每派一次糖,就會親近一班人和疏遠一班人,製造一批受惠者和一批受忽略者。這不僅會製造新的矛盾和導致社會的進一步分化,更會「激進化」(radicalize)香港政治的文化、實踐和生態。原因是當政府放棄制定綜觀全局的策略性視野(strategic vision),而暴露了其政策的「反應型」(reactive)甚至「他人導向」(others-directed)本質,它便無可避免地會被民意和傳媒牽著鼻子走。既然「政府派糖」變成一個勝負分明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受忽略的人(the excluded)必定比受惠的人(the included)更勇於表達意見。結果,抗議政治(protest politics)大行其道,政府解決社會根本問題的能力江河日下,而市民對政府管治能力的信心亦不斷下降。

「花公帑買民望」固然不智,更愚不可及的是冥頑不靈地為「親疏有別」砌詞狡辯。曾蔭權說他心目中真正的「親」是親近市民,以市民的利益為先;「疏」是疏遠市民,以自己的政治利益為先。如此厚顏無羞地指鹿為馬、自打嘴巴,令人無法相信出自香港行政長官之口。值得深究的是為何一向善於計算、懂得隨風轉向的曾蔭權,竟像香港電影人那樣坐井觀天、閉門造車,視香港人如記憶力嚴重衰退、頭腦簡單的鄉愚笨伯﹖是它低估了媒體的力量、香港人掌握資訊的能力,還是我們一直高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管治能力﹖可以肯定的是,曾蔭權要在這個資訊爆炸、媒體發達的全球化網絡時代實施有效管治,便要及早放棄他那一套在解釋「親疏有別」與「民望如浮雲」事件上令人看得目瞪口呆的愚民政策。政治是玩弄民意的把戲,只有最天真的人才會期望政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實話實說﹔可是說謊也有說謊的規則和技巧。政治領袖要慎言,因為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像鬼魂一樣走來纏住他」(come back to haunt him)。曾蔭權兩年前說政黨的親疏有別,今日在民怨沸騰、飽受批評之際提出一套親疏有別的新解。那一個曾蔭權是真情流露,那一個是言不由衷,不是已經很明顯嗎?

老百姓並不是天生多疑的,他們大都願意相信執政者所說的話,美國心理學家占姆斯(William James)將這種人類容易相信宗教和權威的本性稱為「信的意志」 (will to believe)。問題是你要老百姓運用他們「信的意志」,那麼你說的話就算不是完全真實的(true),也至少是可信的(credible)。公共行政理論強調的,是政府的公信力(credibility),而不是它的誠實 (honesty),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當一個政府在眾目睽睽之下說一個千瘡百孔、不堪一擊的謊言,後果可以是災難性的。它會直接影響政府管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因為說到底,沒有人願意被比自己愚蠢的人統治。香港不少精英始終懷念英國的殖民統治,而無法接受中共政權,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的智慧沒有受到尊重。共產黨的統治其實是一種精英統治,它的合法性建基於一種「黨永遠是對的」(The Party Knows Best)的精英思維。近年來中國人民生活的大幅改善為中國政府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正因為它反證了黨這次是對的。從這個角度看,曾蔭權的管治能力不如大陸的共產黨│他沒有為香港人盡力爭取民主,卻一次又一次承認「人民永遠是對的」(The people know b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