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貧窮與我們常在 ．林沛理 |
| 生活在香港這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窮人自願為奴，富人幫助他們，也是自利行為。 |
| 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今日在香港，只要你不至於視而不見或者聽而不聞，總會有與貧富懸殊「親密接觸」的生活體驗。我住在紅磡，在離我家不遠處的土瓜灣有個名為「半山壹號」的新樓盤，興建工程尚未完工已經以一點四萬港元（約一千八百美元）的平均呎價賣出超過二百伙，平均每伙售價高達三千萬元。 美國總統布殊的一名高級顧問，曾經在《紐約時報》撰文為布殊的單邊主義和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辯護。他說：「我們今日已是堂堂帝國，一旦採取行動，現實自會隨之而改變。」在這個意義上，香港的地產發展商越來越似一股龐大的帝國主義勢力（imperialist power）。他們對待現實的態度是：可以的話就對它改頭換面，不可以的話就索性否認它的存在（change it if you can, deny it if you can't）。這是所以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將一個位於土瓜灣的樓盤包裝成頂級豪宅，並且毫不害羞地將它命名為「半山壹號」。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那些意大利歌劇式的樓盤廣告，總散發著一種強烈的「非建基於現實」（non reality-based）的氣息。這當然並不意味著香港的地產商的思維和心態與現實脫節。剛剛相反，這反映了在一個嚴重向地產商利益傾斜的經濟體系下，地產商可以怎樣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扭曲現實以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 如果香港的地產商與美國作家吳爾夫 （Tom Wolf） 筆下、自以為主宰宇宙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的債券交易員（bond trader）同類，那麼在我居住的大廈工作的保安員，就是《被用完即丟的一族：全球經濟下的新奴隸制度》（Disposable People: New Slavery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所形容的那些「生而自由，卻無可奈何地加入奴隸行列」的人。他們擠在沒有空調的狹隘空間，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小時，賺取不足四千元的月薪，難怪他們的目光總是那麼呆滯、笑容總是那麼牽強。 英國學者貝雷斯（Kevin Bales）在這本一九九九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奴隸在今日表面富裕的世界不僅沒有絕跡，反而每天都在增加。他們就像蜘蛛，存在於我們生活世界中的每個角落，而經濟的黑暗空間是他們最佳的藏身之所。他們往往只為了幾十或百多美元的代價，即別無選擇地終身為農奴、工奴、礦奴、船奴或者妓奴。這些新奴隸的命運比起古代的奴隸更慘：在過去，奴隸很昂貴，屬於奴隸主人必須保護的資產。今天的奴隸則只不過是製造低階產品的廉價勞動力，因此可以用過即丟。 僱主不會為奴隸提供健康保障，甚至待他們一過了工作盛年，就不會繼續聘用，更遑論加以照顧了。 生活在香港，我們大概對這種極端的權力與無力的對照和並列（juxtaposition）已經習以為常；而貧富懸殊也早已被接受為一個富裕、高度發展的社會的常態和現狀。就連耶穌在聖經也說：「貧窮將與我們常在」（The poor will always be with us）。這種想法被普遍接受為傳統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甚至不辯自明的真理（self-evident truth），因為它幫助我們迴避了一個難堪的事實：說到底貧窮不只是一個經濟、社會政策或者資源分配的問題，它還是一個道德問題。要解決貧窮的問題，要幫窮人從自陷於貧窮而無法自拔的狀態中抽身出來，社會之中的有錢人（the haves）必須老老實實地問自己，我能夠幫窮人（the have-nots）一把嗎？在一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崇尚經濟理性和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體制內，窮人不僅不會得到、也不配得到富人的幫助。可是不要忘記，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原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裏面，除了強調「分工」和「市場的無形之手」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人的「誠信」、「互助」和「利他」，是確保市場能夠有效運作的基本條件。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絕不會是一個和諧、穩定和重視人價值的公民社會。從這個角度看，富人幫助窮人，不過是一種明白利害關係的自利行為（an act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