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蔭權的管治危機 ．林沛理 |
| 曾蔭權所犯一連串錯誤不是孤立的個別事件，因此不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被淡化。 |
| 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一場正在集結力量的風暴正在醞釀之中，遲早會威脅曾蔭權班子對香港的有效管治。 管理學的一條金科玉律是個人的領導才能取決於他採取的行動和所作決定，而不是其地位、身份和職銜 (leadership is action， not position)。曾蔭權在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所犯的一連串錯誤，並不是孤立的個別事件，因此不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被淡化。剛剛相反，它已經打開了一個潘朵拉盒子(Pandora's box)，令人對曾蔭權作為香港特首所必須具備的一些所謂「品格特質」(personality attributes)產生疑問。這些品格特質包括誠信(integrity)、值得信賴的程度(trustworthiness)和不偏不倚(neutrality)，亦構成了政治領袖的「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 香港政府的道德權威從來不足，這不是曾蔭權個人的問題。九七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港督由英國委任，香港政府一眾高官宣誓效忠的是他們的殖民地主人，道德權威早就蕩然無存。政府的聲望(popularity)建基於整個城市的繁榮穩定和有效管治。這樣的一個政府可以培養出奉公守法、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打拼的香港人，卻無法以願景、熱情、理想與良知去「以道德呼呼喚、動員」(move one to virtues)。美國總統甘迺迪那句膾炙人口的呼籲——不要問國家可為你做甚麼，而要問你可為國家做甚麼——對香港人來說，從來都是無法想像的。 九七後香港回歸祖國，但中央對民主派和香港人的不信任，使普選在香港的落實遙遙無期。此外，由於香港人對共產黨的恐懼和抗拒，以及香港與大陸兩地的文化差異，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無法從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兩大源頭中支取道德權威。結果，九七後香港政府的民望和認受性不升反跌，更遑論道德權威了。 不過，香港還有一個涉及各階層深層次矛盾的結構性問題，對政府的道德權威造成致命打擊。政府在社會本應扮演一個平衡和整合各方利益的角色(arbiter of interests)，並盡其所能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level playing field)。可是在香港，政府作為最多土地儲備的擁有者，以及高地價政策的最大受惠者，它扮演的不是維持公平競爭(fair play)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參與者(key player)。 的確，放眼全世界先進的國家和城市，只有香港政府夠膽厚顏無恥地在地產市場上兼任裁判與球員。因而若干經濟學家和自由市場的捍衛者如佛利民（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將香港奉為自由市場典範，其實是個美麗的誤會。香港政府強調的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laissez faire policy)，不過是要為「只要法律容許，怎麼搞都可以」的經濟現實，提供刀槍不入的「金鐘罩」保護而已。 這是管治香港的一個「髒秘密」(dirty secret)，曾蔭權沒有可能不知道。他既然不可以改變政府在一個嚴重向地產商利益傾斜的經濟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又無法逆轉高地價政策，便應該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做到知進退、分輕重和明是非。他不僅要真的做到不偏不倚，還要毫不含糊地讓人看到他的不偏不倚。否則的話，香港就會陷於貧富對立、官民爭利的新階級鬥爭之中；而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不做捕食者(predator)，就要做被捕食者(prey)。香港政府坐擁萬億儲備，誰不想分一杯羹？這樣一來，庫房和納稅人的金錢將會成為「在場者都可以參加的大抽獎」(free-for-all)。 一心要「做好這份工」的曾蔭權絕少談到道德，但一個沒有道德權威的領袖等於一個有嚴重傷殘的運動員——真正的優秀與偉大註定與他無緣。印度聖雄甘地從未在任何競選中當選，但是他改變了世界，並且啟發他人看見自己的潛能與價值。最終，他幫助印度自英國殖民地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台灣也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陳水扁從選舉中得到合法權威，卻在執政過程中徹底失去他的道德權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