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修復的父子關係　．林沛理 二十二卷二十二期 (2008-06-08)

港人對災民傾力相助，不僅是愛國和人道的表現，也是一種心理補償，有療傷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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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不久之前我還在這裏提出，要西方對在國際社會迅速冒起的中國改觀，需要的是一個認知範式（cognitive paradigm）的戲劇性轉移，沒想到這個範式轉移會隨著一場八級大地震，以如此驚天動地的方式出現。迷信的人也許會稱之為「老天爺的插手」（divine intervention），一如盲目恐共、反共的人說五月十二日發生的四川大地震是「天譴」一樣。 在西方傳媒的眼中，四川大地震將中國由一個具侵略性和威嚇性的挑釁者(aggressor)，先變為一個無助的受害者(victim)，再改造為一個重視生命和個人價值的人道主義者(humanist)。舉個例，上一期的《時代》（Time）週刊亞洲及南太平洋版以「中國站起來」(China Stands Up)做封面故事，說中國人「從勇敢面對悲劇中找到了自己更美好的一面」(confronts a tragedy and finds its better self)。《時代》指中國領導以至人民地震後的表現，令國際社會刮目相看。中國採取武力鎮壓西藏，令中國的國際形象嚴重受損。可是，地震後，中國政府不僅迅速作出回應，領導人第一時間趕到災區，派出大批解放軍和武警前往救災；並且容許各國記者實地採訪，又接受日本、台灣、新加坡等地派救援隊協助，改變了國際間一直以為中國封閉、不重視人民生命的惡劣印象。 《時代》的報道也指出，地震後中國人互相扶持、守望相助，是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對中國民主的未來至為重要。這些觀察自有其道理，但《時代》沒有提到的，是四川大地震怎樣陰錯陽差地修補了中國政府與香港人嫌隙甚深的「父子關係」。這點必須再次從「六四」說起。 「六四」至今接近二十年，香港的創傷壓力心理障礙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仍然未癒。在香港人的深層心理當中，「六四」不是純然可以訴諸理性討論和分析的政治事件，而是一齣在「殘酷劇場」（theater of cruelty）上演的家庭悲劇，它的主題是父權的濫用與父親的罪孽（the sins of the father）。如果說香港人與中國的關係，本來是一種父子關係，而香港人就是那個從小離開了父親的孩子；那麼「六四」對香港人來說，正是場不折不扣的「家變」﹕窮兇極惡的父親拿著菜刀，去斬殺那些從小就跟父親一起生活的香港人的兄弟姊妹。有生以來第一次，年輕一代的香港人透過電視，親眼看見中共政權（父權體制）可以施加於中國普通老百姓（家人）身上最徹底的迫害。他們安全而理想的「假設性世界」（assumptive world）在那一刻徹底粉碎了。 作為嚴重的創傷後遺症的患者，香港人常常被倖存者的罪惡感（survivor's guilt）所折磨。本來一個健全的社會自然有一套「節哀機制」（grief system），透過傳統、儀式和種種文化以及社會資源和人際關係，幫助倖存者撫平創傷和告別死者，繼續上路。問題是「六四」這一事件，中國政府一日不肯平反，自視為「六四」倖存者的香港人便一日無法取得心理學家所說的「感覺閉合」（closure），真正告別「六四」。 然而一場大地震終於使香港人有機會從停不了的哀悼 （in interminable mourning）中抽身出來。哀悼，因為無助；無助，因為無能為力。面對四川大地震，香港人不再沉溺於哀悼而積極賑災，因為這次他們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而中國政府也沒有指鹿為馬地一味否認事實。在這個意義上，四川大地震是「六四」的對立面和反題(anti-thesis)；而香港人對受災同胞的傾力相助、對他們感受的切膚之痛，除了是一種愛國行為和人道主義的表現之外，也是一種心理補償作用——對他們自己也有治療功效（therapeutic）。 四川大地震提供了一條渠道，使香港人壓抑已久的愛國情緒得到宣洩；因為這次他們面對的再不是一場考驗他們忠誠的家庭悲劇，而更接近一齣「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通俗劇，大陸政府在當中扮演的是一個慈父的角色。賑災主題曲《承諾》中，「我要你重獲，原來的生活，認定了這一輩子的承諾」這幾句我們從沒有機會對天安門學生說的話，終於可以說出口了。

貧窮與我們常在

貧窮與我們常在　．林沛理

生活在香港這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窮人自願為奴，富人幫助他們，也是自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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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今日在香港，只要你不至於視而不見或者聽而不聞，總會有與貧富懸殊「親密接觸」的生活體驗。我住在紅磡，在離我家不遠處的土瓜灣有個名為「半山壹號」的新樓盤，興建工程尚未完工已經以一點四萬港元（約一千八百美元）的平均呎價賣出超過二百伙，平均每伙售價高達三千萬元。 美國總統布殊的一名高級顧問，曾經在《紐約時報》撰文為布殊的單邊主義和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辯護。他說：「我們今日已是堂堂帝國，一旦採取行動，現實自會隨之而改變。」在這個意義上，香港的地產發展商越來越似一股龐大的帝國主義勢力（imperialist power）。他們對待現實的態度是：可以的話就對它改頭換面，不可以的話就索性否認它的存在（change it if you can, deny it if you can't）。這是所以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將一個位於土瓜灣的樓盤包裝成頂級豪宅，並且毫不害羞地將它命名為「半山壹號」。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那些意大利歌劇式的樓盤廣告，總散發著一種強烈的「非建基於現實」（non reality-based）的氣息。這當然並不意味著香港的地產商的思維和心態與現實脫節。剛剛相反，這反映了在一個嚴重向地產商利益傾斜的經濟體系下，地產商可以怎樣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扭曲現實以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 如果香港的地產商與美國作家吳爾夫 （Tom Wolf） 筆下、自以為主宰宇宙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的債券交易員（bond trader）同類，那麼在我居住的大廈工作的保安員，就是《被用完即丟的一族：全球經濟下的新奴隸制度》（Disposable People: New Slavery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所形容的那些「生而自由，卻無可奈何地加入奴隸行列」的人。他們擠在沒有空調的狹隘空間，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小時，賺取不足四千元的月薪，難怪他們的目光總是那麼呆滯、笑容總是那麼牽強。 英國學者貝雷斯（Kevin Bales）在這本一九九九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奴隸在今日表面富裕的世界不僅沒有絕跡，反而每天都在增加。他們就像蜘蛛，存在於我們生活世界中的每個角落，而經濟的黑暗空間是他們最佳的藏身之所。他們往往只為了幾十或百多美元的代價，即別無選擇地終身為農奴、工奴、礦奴、船奴或者妓奴。這些新奴隸的命運比起古代的奴隸更慘：在過去，奴隸很昂貴，屬於奴隸主人必須保護的資產。今天的奴隸則只不過是製造低階產品的廉價勞動力，因此可以用過即丟。 僱主不會為奴隸提供健康保障，甚至待他們一過了工作盛年，就不會繼續聘用，更遑論加以照顧了。 生活在香港，我們大概對這種極端的權力與無力的對照和並列（juxtaposition）已經習以為常；而貧富懸殊也早已被接受為一個富裕、高度發展的社會的常態和現狀。就連耶穌在聖經也說：「貧窮將與我們常在」（The poor will always be with us）。這種想法被普遍接受為傳統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甚至不辯自明的真理（self-evident truth），因為它幫助我們迴避了一個難堪的事實：說到底貧窮不只是一個經濟、社會政策或者資源分配的問題，它還是一個道德問題。要解決貧窮的問題，要幫窮人從自陷於貧窮而無法自拔的狀態中抽身出來，社會之中的有錢人（the haves）必須老老實實地問自己，我能夠幫窮人（the have-nots）一把嗎？在一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崇尚經濟理性和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體制內，窮人不僅不會得到、也不配得到富人的幫助。可是不要忘記，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原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裏面，除了強調「分工」和「市場的無形之手」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人的「誠信」、「互助」和「利他」，是確保市場能夠有效運作的基本條件。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絕不會是一個和諧、穩定和重視人價值的公民社會。從這個角度看，富人幫助窮人，不過是一種明白利害關係的自利行為（an act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而已。

操控民意如履薄冰

操控民意如履薄冰　．林沛理

熱衷以影響媒體和操縱民意去塑造管治威信的香港特首曾蔭權，已被權力沖昏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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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六月七日香港百年一遇的大雨，使位於郊區的大澳一夜之間變成孤島。第二天電視新聞播放一段由政府新聞處發放的短片，片中特首曾蔭權在直升機上視察滿目瘡痍的大澳災區。 這個「救星從天而降」的戲劇性設計，令我想起二零零五年夏天颱風卡特里娜蹂躪新奧爾良，美國總統布殊乘坐空軍一號專機在災區上空飛行，作象徵性的巡視。的確，曾蔭權喜歡利用媒體來操控民意和建立形象，技巧方面當然有待增進，但熱衷甚至深信不疑的程度已經直逼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 在有關香港的政治論述中經常被引用的意大利政治理論家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在通俗的想像中是一個深懂權術和操縱之道的野心家。影響所及，就連社會心理學家設計問卷測量人格的操縱傾向時，也搬出馬基維利這個角色，將在問卷中取得高分、操縱傾向明顯的人叫「high Mach」，而得分較低、比較不具操縱傾向的人則叫「low Mach」。 曾蔭權自二零零五年三月董建華因身體問題請辭，接任第二任行政長官以來管治香港逾三年，一次復一次證明了他是個貨真價實的「high Mach」，因此也就遠較徹頭徹尾都是「low Mach」的董建華更適合當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管治香港從來不容易，因為香港的歷史命運、經濟制度和政治形勢，使它成為對其殖民地主人與祖國的牴觸的忠誠(divided loyalties)、親英勢力與親中勢力、保守派與激進派、大資本家與小市民、利益團體與政府明爭暗鬥的角力場。 對於不擅權術和操縱之道的low Machs，香港是沒有止痛藥可以服的偏頭痛。對於那些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那樣，認為權力是最令人亢奮的催情劑的high Machs，香港這個小城提供了一個做「政治秀」的大舞台。這所以深謀遠慮、喜歡玩弄權術的彭定康能夠將末代港督的角色演得出神入化，而頭腦簡單、自言討厭政治的董建華做首任特首卻要落荒而逃。 用馬基維利的話來說，董建華作為一個須平衡各方利益的領袖的阿基里斯的踝(Achilles' heel)，是無時無刻都想著如何行善(how to be good)，而善於鑽營、自保和深懂生存之道的曾蔭權卻最懂得順勢而為 。結果董建華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推行的「八萬五」政策，使他成為動搖香港繁榮根基的搖船者(the one who rocks the boat)；而曾蔭權竭力維護的高地價政策，卻使他絕對勝任香港建制與既得利益者的代理人（proxy）。 問題是一個立志向上爬的仕途主義者(careerist)，以謀取個人利益為最終目的，以操控民意和與政治盟友私相授受為管治的最有效手段，即使風光一時，遲早是要露出馬腳的。本來重視民意是一種立於不敗之地的政治正確，在短期內沒有可能推行普選的香港，按民意管治更是被剝奪了民主的香港人的最佳補償（the next best thing to democracy)。然而，一個將自己的管治權威和認受性繫於民意民情的政府其實是在薄冰上滑行，隨時有失足之虞。原因是民意既非一成不變(fixed)，更不是預設的（pre-determined），它隨時會因事態的發展而逆轉。 曾蔭權常常把「共識」兩個字掛在口邊，但他心目中的共識，明顯不是政府把社會不同階層的價值，整合成整體社會價值的那一種共識；而是接近美國知名的異見人士、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生產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中提出的、那種可以像生產汽車般「生產」出來的社會共識。喬姆斯基認為，美國的民主政府表面上對民意言聽計從，但暗地卻常常利用媒體對它作為一個主要新聞源（news source）的倚賴來影響輿論和操縱民意。 曾蔭權在任命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一事上，一如以往般開動了他的生產機器來製造社會共識，但當社會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表達了不滿之後，卻一直陷於否認狀態而不肯面對現實。這反映了一直善於玩弄權術的曾蔭權，已經被權力沖昏了頭腦，順勢而為已非他的強項。這會否是曾蔭權管治開始走下坡的分水嶺，我們且拭目以待。

民主的後退與前進

民主的後退與前進　．林沛理

民主是分配和轉移權力的政治制度，遵循「退一步，進兩步」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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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如果民主真的一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所言，乃一「確保人民得到其應得管治的機制」（Democracy is a device that ensures we shall be governed no better than we deserve），那麼馬英九當選成為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以及奧巴馬成為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候選人，為美國總統大選創造了歷史，應該被視為兩地百姓的重大勝利。 民主作為一種分配和轉移權力的政治制度，有一種內在、結構性缺陷：它給予人民投票和選舉的權利，但人民是可以被愚弄和操控的，他們在行使其政治權利時有時會違背自己的根本利益，作出某種可能是懲罰自己的（self-punishing）的決定，例如把自己的年輕人送上戰場等等。納粹德國高官戈林（Herman Goering）在紐倫堡接受審訊時表示，想開戰的永遠是領袖而非人民，但人民總會乖乖地順從領袖的意願。方法很簡單，只需要告訴人民國家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並將反戰者抹黑為喪權辱國的賣國賊。美國有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但英國歷史學家泰萊（A.J.P. Taylor）便說過，看著美國人怎樣將他們的根本利益混淆，常常令他眼界大開。在這方面，四年前布殊連任總統就是一個好例子。 布殊領導下的美國，赤字和失業率屢創新高，社會和醫療保障制度岌岌可危。他對於環境的肆意破壞，是自環保運動興起以來前所未見的。他給與富人的稅務優惠等同劫貧濟富。在外交政策上，明明薩達姆與九一一毫不相干，伊拉克也沒有大殺傷力武器，他硬要美國人相信侵略伊拉克是美國甚至全球安全的關鍵。他義無反顧地推行美國單邊主義（American Unilateralism）和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preemptive war），使美國在國際社會受到空前的孤立，由一個軍事上的巨人變成道德上的侏儒。 如果選民是成熟和理智的話，這樣慘不忍睹的差劣政績，本來應該可以大大削弱布殊連任的機會。可是結果布殊在大選中取得過半數五千八百萬張普選票，一洗之前一屆普選票較對手戈爾少五十萬張、靠最高法院的「皇恩浩蕩」上台而當弱勢總統的前恥。難怪他在其勝利演說中，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美國人表達了他們的心意」（America has spoken）。 在地球的另一邊，任期內極力煽動中國大陸與台灣，以及外省人與本土人的對立；並且不斷傳出濫權貪污醜聞的台灣總統陳水扁，零四年憑疑點重重的槍擊案以多出百分之零點二的微弱選票優勢險勝連任。這個令民主蒙羞的選舉結果，反映了台灣的選舉制度如初生嬰兒般幼嫩，而台灣的選民則如扯線木偶般容易被人操縱。 然而民主終究不是一盤棋局，選民的一子錯不足以導致滿盤皆落索。民主跟上帝一樣，給與人類行使他們自由意志的權利；而只要讓我們選擇，我們就有機會選擇錯誤。這是之所以因選民錯誤選擇而掌權的壞領袖是民主政治一部分的原因，一如犯罪是人類行為的一部分。關鍵是選民能否從他們的錯誤中汲取正確的教訓，在下一次選舉中以投票的方式向壞領袖或其代表的政黨說：「滾蛋，你違反了與我們簽訂的社會契約！」從這個角度看，民主制度的最大優越性（superiority），在於它有一個內置的自動調節機制（built-in self-correcting mechanism），讓選民在反複試驗和不斷摸索（trial and error）中糾正自己的錯誤。正因為這個原因，民主的質素跟選民的質素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優質民主只會產生於一個選民能夠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的學習型社會（learning society）。相反若壞領袖不斷在一個國家的民主選舉中脫穎而出，那麼這個國家的選民一定有某種難以克服的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y）。 馬英九當選總統，奧巴馬在民主黨的提名戰中勝出，證明了台灣和美國兩地的選民有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沒有陳水扁八年的「爛管治」，就沒有馬英九帶來的新氣象；沒有布殊的偷天換日和倒行逆施，就沒有奧巴馬的求變求新。民主的進程，往往就是這樣一個「退一步，進兩步」的發展模式。

曾蔭權的管治危機

曾蔭權的管治危機　．林沛理

曾蔭權所犯一連串錯誤不是孤立的個別事件，因此不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被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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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一場正在集結力量的風暴正在醞釀之中，遲早會威脅曾蔭權班子對香港的有效管治。 管理學的一條金科玉律是個人的領導才能取決於他採取的行動和所作決定，而不是其地位、身份和職銜 (leadership is action， not position)。曾蔭權在委任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所犯的一連串錯誤，並不是孤立的個別事件，因此不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被淡化。剛剛相反，它已經打開了一個潘朵拉盒子(Pandora's box)，令人對曾蔭權作為香港特首所必須具備的一些所謂「品格特質」(personality attributes)產生疑問。這些品格特質包括誠信(integrity)、值得信賴的程度(trustworthiness)和不偏不倚(neutrality)，亦構成了政治領袖的「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 香港政府的道德權威從來不足，這不是曾蔭權個人的問題。九七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港督由英國委任，香港政府一眾高官宣誓效忠的是他們的殖民地主人，道德權威早就蕩然無存。政府的聲望(popularity)建基於整個城市的繁榮穩定和有效管治。這樣的一個政府可以培養出奉公守法、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打拼的香港人，卻無法以願景、熱情、理想與良知去「以道德呼呼喚、動員」(move one to virtues)。美國總統甘迺迪那句膾炙人口的呼籲——不要問國家可為你做甚麼，而要問你可為國家做甚麼——對香港人來說，從來都是無法想像的。 九七後香港回歸祖國，但中央對民主派和香港人的不信任，使普選在香港的落實遙遙無期。此外，由於香港人對共產黨的恐懼和抗拒，以及香港與大陸兩地的文化差異，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無法從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兩大源頭中支取道德權威。結果，九七後香港政府的民望和認受性不升反跌，更遑論道德權威了。 不過，香港還有一個涉及各階層深層次矛盾的結構性問題，對政府的道德權威造成致命打擊。政府在社會本應扮演一個平衡和整合各方利益的角色(arbiter of interests)，並盡其所能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level playing field)。可是在香港，政府作為最多土地儲備的擁有者，以及高地價政策的最大受惠者，它扮演的不是維持公平競爭(fair play)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參與者(key player)。 的確，放眼全世界先進的國家和城市，只有香港政府夠膽厚顏無恥地在地產市場上兼任裁判與球員。因而若干經濟學家和自由市場的捍衛者如佛利民（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將香港奉為自由市場典範，其實是個美麗的誤會。香港政府強調的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laissez faire policy)，不過是要為「只要法律容許，怎麼搞都可以」的經濟現實，提供刀槍不入的「金鐘罩」保護而已。 這是管治香港的一個「髒秘密」(dirty secret)，曾蔭權沒有可能不知道。他既然不可以改變政府在一個嚴重向地產商利益傾斜的經濟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又無法逆轉高地價政策，便應該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做到知進退、分輕重和明是非。他不僅要真的做到不偏不倚，還要毫不含糊地讓人看到他的不偏不倚。否則的話，香港就會陷於貧富對立、官民爭利的新階級鬥爭之中；而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不做捕食者(predator)，就要做被捕食者(prey)。香港政府坐擁萬億儲備，誰不想分一杯羹？這樣一來，庫房和納稅人的金錢將會成為「在場者都可以參加的大抽獎」(free-for-all)。 一心要「做好這份工」的曾蔭權絕少談到道德，但一個沒有道德權威的領袖等於一個有嚴重傷殘的運動員——真正的優秀與偉大註定與他無緣。印度聖雄甘地從未在任何競選中當選，但是他改變了世界，並且啟發他人看見自己的潛能與價值。最終，他幫助印度自英國殖民地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台灣也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陳水扁從選舉中得到合法權威，卻在執政過程中徹底失去他的道德權威。

斷翅的歷史英雄主義

斷翅的歷史英雄主義　．林沛理

《赤壁》寫歷史而不寫人性，就像只有一隻翅膀，又如何飛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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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池塘結冰了，野鴨子往哪裏去？一向陽盛陰衰、只有力而沒有美、只能予人以興奮、不能予人以啟示的香港電影，九七之後它的英雄都往哪裏去了？其中一個關鍵的答案：歷史。務實、理智而市場觸覺敏銳的香港電影人，回歸後紛紛從中國的歷史中擷取靈感，刻意在作品中加入恢宏敘事（grand narrative）的元素，藉以確認和彰顯香港已回歸中國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在這方面，張之亮的《墨攻》和李仁港的《三國之見龍卸甲》皆是顯例。陳可辛的《投名狀》在今年四月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上連奪包括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等八個獎項，更確立了一種「歷史化的英雄主義」(historicized heroism)已成香港電影新主體性的重要元素。 在這樣的環境下，吳宇森的《赤壁》自然令人屏息以待。吳宇森的好萊塢之旅也許只是一場「錯誤的冒險」(misadventure)，但他作為香港電影英雄主義桂冠詩人(poet laureate)的地位仍然無可取代。他以《英雄本色》（八七年）、《喋血雙雄》（八九年）和《辣手神探》（九二年）三片，將警匪片的寫實、武俠片的浪漫與歌舞片的節奏結合起來，開創了一種風靡一時的電影類型——英雄片。從這角度看，吳宇森是將傳統與現代承先啟後，將東方與西方融會貫通的集大成者。 這再加上《赤壁》的製作條件和規模（耗資八千萬美金、集大陸、香港、台灣、日本的幕前幕後人才，並且得到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塑造了各界對它的合理期望——希冀它會是香港回歸十一年後出現的第一部恢宏敘事的電影傑作、一部忠於今日香港人處境和時代精神的《英雄本色》。 這個期望最終落空，因為吳宇森畢竟只是吳宇森，而不是他最崇拜的黑澤明或者森·畢京柏(Sam Peckinpah)。吳宇森深受黑澤明、森·畢京柏以至馬田·史高西斯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他從這些暴力大師中找到的，只是支撐他的美學和視覺風格的一些母題、素材和故事骨架。黑澤明將戰爭比喻為人的原罪，森·畢京柏以暴力反暴力，馬田·史高西斯寫暴力在現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吳宇森的電影中通通化作燦爛的煙花和精采的舞蹈。除了他最好的作品《英雄本色》之外，他的電影的審美情趣屬於視覺上和感官上，多於戲劇性和主題性。一言以蔽之，吳宇森的電影好看而不耐看，因為它們缺乏發掘人性的深度和細緻的戲劇趣味。 他以前的電影，故事大都發生於子虛烏有的幻想空間，所以它們的戲劇性缺陷還不算致命，但當他在《赤壁》企圖把主角提升到歷史人物和民族英雄的高度，問題馬上就浮現出來。歷史是以政治上的勾心鬥角構成的，但《赤壁》裏面的主要人物，除了張豐毅飾演的曹操稍為有點人味之外，每一個都似乎籠在淡淡的理想主義的光輝裏。他們面對死亡而毫無懼色，只是站起身來，迎面走過去。這使得《赤壁》只有歷史的場景、背景和氣氛而沒有歷史的真實與質地。誠然，寫歷史而不寫人性，就像只有一隻翅膀，又如何飛得起來？ 吳宇森無意探究歷史的真相與本質，因為歷史對他來說，只是一個戲劇處境。漢朝末年群雄爭霸的歷史，為他提供一個敘述框架，使他可以移花接木，將故事納入其歌頌男性友誼、展示暴力奇觀的慣常軌道。很明顯，今年六十二歲的吳宇森已經無意改變自己業已固化的拍片套路，或者嘗試從江湖向歷史挪移。 然而，任何對香港電影有深厚感情的人對吳宇森大概也不忍深責。的確，若在十五年前吳宇森拍罷《辣手神探》後就不再沾手電影，我們也只會感激他曾經存在過，並且給我們留下那麼多難忘的影像。作為電影作者，吳宇森最令人動容的是他對電影的熱情。無論何種題材，他總有辦法在上面留下鮮明的個人印記。看他的電影，你感受到拍電影(film-making)那種令人目眩神迷，樂不可支的興奮——那出人意表的剪接和蒙太奇、行雲流水的影機運動、手揮目送的場面調度，展示的正是在商業電影的範疇內，電影藝術的可能性。拍電影單純的樂趣在《赤壁》的某些場面變成了擋不住、沒法停下來(unstoppable)的影機運動(camera movement)——影片最後的二十分鐘幾乎可以用「無人駕駛」來形容，攝影機彷彿有了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意志(free will)。這種狂喜有時甚至使影片的反戰信息變得言不由衷：在它最令人振奮的時刻，《赤壁》是對戰爭的歌頌(celebration)而非批判(condemnation)

政治公關師余秋雨

政治公關師余秋雨　．林沛理

余秋雨公關技巧如此神乎其技，就連西方「政治化妝師」也要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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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我通通沒有讀過，但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是很了解這個人，知道他想用甚麼心計、謀略和手段來達到甚麼目的。給我這種感覺的，不是他在六月五日在博客上公開呼籲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而喪失子女的家長要「識大體、明大理」，不要被反華媒體利用。依我看來，這篇題為《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文章，讓他「袒胸露肩」和「無所遁形」的程度，遠遠不及他在兩個多星期後在四川衛視一個名為《重建精神家園——余秋雨訪談錄》的節目中，就有關愁雲慘霧的汶川地震可以怎樣與喜氣洋洋的北京奧運「取得協調」的談話。 節目中余秋雨坐在一端接受四川衛視的女主持寧遠訪問。他說北京奧運可以用最漂亮的方式，弘揚最微弱生命呈現出來的尊嚴。以生命作為主軸，「五一二」與奧運就連接起來。他接著以說書人的口舌，非常生動地講述了兩個「真實的故事」：一個在地震廢墟中被救出的小男孩在病床上說出京奧的理念——「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又把電視記者那個話筒當做奧運火炬。余秋雨用讚賞甚至歌頌的口吻說：「從廢墟裏面拯救出來的生命，期望的是奧運這樣精采的生命。」 之後余秋雨再侃侃而談他的第二個故事：另一個也是從災區中救出來的小男孩最崇拜劉翔。他在傳媒的安排下與劉翔通電話，祝福劉翔要跑得更快。果然劉翔又（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在大家的歡呼聲中，他首先聽到的是那個小男孩的聲音。在用如此充滿電影感(cinematic)的方式把故事說完之後，余秋雨難掩一臉志得意滿之色地說：「你看，這麼巧妙的搭建了『五一二』與奧運之間的基本邏輯。就是生命，最微弱的生命和最精采的生命。生命微弱的起點和生命輝煌的高點，在幾個月之間快速的走完了。所以我說，在生命的意義上，二零零八是精采的二零零八。」 聽到這裏，我禁不住大聲說了一句：Bravo (好極了)﹗從來沒有聽過這樣慷慨激昂、感情充沛又詩意盎然的「公關辭令」(PR speak)，更難以想像的是這套近乎無懈可擊的公關辭令竟然出自一個中國讀書人的口中。的確，單憑這幾句話，余秋雨就足以配稱今日中國首屈一指的「公關大師」(PR Guru)，成為Hill & Knowlton和 Burson Marsteller這些覬覦中國市場的跨國公關公司重金羅致的對象。余秋雨公關技巧如此神乎其技，不僅在大陸可以傲視同儕，就連美國總統布殊的高級政治顧問羅夫(Karl Rove)一類的西方「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也要自愧不如。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那篇令人困惑的《含淚勸告請願災民》便完全顯得合情合理了。在一個專為京奧應付傳媒和包裝形象、對媒體的負面報道(bad press)避若蛇蝎的「公關大師」眼中，請願災民正在不自知地為國家和中央製造一場「公關大災難」(PR disaster)，所以必須被直斥其非和嚴厲制止。 問題是一個德高望重的公共知識分子，為什麼一下子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善於對負面消息進行積極解釋的宣傳者和策劃人？為什麼一個博古通今的飽學之士，會願意用他的學問和才智，去「處理事實」和利用傳媒的「軌道」來影響公眾？在同一個節目中，余秋雨在談到文化人在地震之後有甚麼可以做的時候這樣說：「德國的大哲學家康德認為，最優秀的文化人、知識分子應該做的事情，是敢於在一切公共場合運用理性。」他引用康德，其實是要含蓄回應《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批評者。他自喻為勸說受難親屬不要揹屍首走路的防疫人員，企圖疏導自然災害引起的「情感災難」。 以余秋雨的博學，他一定讀過薩伊德(Edward Said)，也肯定對魯迅滾瓜爛熟。他們兩個不約而同地說過，知識分子應該站在底層的立場，向權力說真話，對權力做批判。他不可以只訴諸他的理性，因為經濟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也是一種理性，對某些人來說，它甚至是最高層次的理性。余秋雨長期高居大陸作家富豪榜的首位，也許並不是沒有原因的。